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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的思考

滥用职权罪是中国在1997年审查刑法时从最初的忽视罪中分离出来的犯罪。然而，滥用职权罪的犯罪形式是故意的，不仅可以是直接的，还可以是间接的。它基本上是中国刑法理论家的主流。以对滥用职权行为所致使的“公共财产、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态度为标准,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认为该罪的故意以滥用职权行为或侵害犯罪客体危害结果为对象,而滥用职权行为所致使的“重大损失”不是该罪主观方面的对象;二是认为该罪的故意的对象不仅是滥用职权行为和侵害犯罪客体的危害结果,也包括对滥用职权所造成的重大损失。

笔者认为,尽管这两类观点都是违背刑法相关规定的,但是二者的性质与原因都有不同:前者的错误是技术性的,主要表现为在借用国外相关罪过理论来决定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内容时,忽视了我国刑法总则的一般性规定;而后者的错误是价值性的,主要表现为在根据刑法总则相关规定来界定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的内容时,忽视了刑法规范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忽视了刑法基本原则对理解刑法具体规范的指导作用。

考虑到:(1)滥用职权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常见且社会危害日益凸显的犯罪,以及正确确定该罪罪过形态对于澄清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类似问题具有相当的意义;(2)我国刑法总则对故意、过失等犯罪主观方面以及指导我们理解所有刑法规范的基本原则都有明确规定,我们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