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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泥马渡康王”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演变

宋高宗赵构南渡的传说在中国历代民间广泛流传，各朝各代均有不同的版本，这些传说版本的大相径庭与各朝代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赵构；“泥马渡康王”；文学作品；文化背景；演变

关于北宋末年康王赵构南渡的传说，在民间许多地方长期广为流传，并被大量载入小说、评书、戏本等。据目前的文献资料，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个民间传说虽然长时间拘泥于一个固定的历史背景，但其中的细节却由于各代特有的文化背景而歧义纷纭，说法不一。

一、传说发生的历史背景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大将完颜斡离不率大军分道度过黄河，直逼北宋首都汴京。在此危急情势下，宋钦宗遣其弟康王赵构至河北出使金军，派刑部尚书王云为副使，以割三镇、尊金为皇叔等条件，请求金人缓师。赵构领人北上，“由滑、浚至磁州，守臣宗泽请曰：‘肃王去不返，金兵已迫，复去何益？请留磁。’磁人以云将挟帝入金，遂杀云。时粘罕、斡离不已率兵渡河，相继围京师。”［1］卷24.高宗本纪一次年三四月间，徽钦二帝被金军掳掠北去，北宋灭亡。五月初一，赵构应天称帝，改元建炎，是为南宋。

赵构在磁州期间曾有过一段小故事：赵构由宗泽陪同拜谒了城北崔府君“应王祠”。当时此处“民入山拥”，众多百姓担心康王北上谈判被金军扣押而聚集于此，号称劝谏。康王在此庙卜得“吉”签，庙吏抬出应王神马，请康王乘归馆舍。“民遮道谏曰：‘肃王已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厉声指云曰：‘清野之人，真奸贼也。’王出庙行，或发云笥，得乌絁短巾，盖云夙有风眩疾，寝则以护首者。民益信其为奸，噪而杀之。王见事势汹汹，乃南还相州。是役也，云不死，王必北行，议者以是验天命云。”［1］卷357,王云传这样，力主使金的王云被杀，赵构则留了下来，这才有此后的应天称帝。正是这一突发事件使赵构惶恐不安，其后却成为南宋官私记载中极力渲染的“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故事的缘起，从而历朝历代不断丰富，不断流传。

二、南宋《南渡录大略》——传说的开山之作

南宋时，关于“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很多，但真正使“泥马渡康王”有了完整故事情节的著作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南渡录大略》。

《南渡录大略》记载：“康王，徽宗第九子，质于金，间道奔窜，倦息崔府君庙，梦神人曰：‘金人追骑且至，王宜速去，已备马门前候矣。’王惊觉，马已在侧，王跃马南驰，一日行七百里，河既渡，而马不前，下视之，乃泥马也。”［2］在这里，故事已经有了完整的情节，并且植入了康王南渡受神仙庇佑的神话体系。那么，这个传说里隐藏着什么样的“南宋特色”呢？

首先，《南渡录大略》体现了南宋俗文化的展开。由于宋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中国式的‘商业革命’”［3］，促进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文化大大都市化了，其口味和心态都具有了市民化的特征，使市民对社会起到了主导作用。”［3］《南渡录大略》中，虽最后康王脱险乃神仙显灵所致，但崔府君庙为市民所建，泥马为市民所塑，一定程度上“泥马渡康王”的主动者实为市民，神人、神马只是市民的化身。传说充分迎合了宋代市民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品位，为传说的广泛流传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南宋文学领域的反理学斗争。南宋朱熹是理学的发扬光大之人，理学在他手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朱熹“文为道末”的文学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使文学脱离了社会生活和国家政事。但是，南宋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怯弱的江南朝廷与英勇不屈、反对投降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使文学方面受到了激烈震荡，一大批拥有文学革新精神的文人脱颖而出。这种革新精神就是文学领域的反理学斗争，它给文学带来了清新、进步的思想。辛弃疾就是这帮文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南渡录大略》中将康王赵构叙述成一个有神人庇佑的真命天子，顺利逃离了金人的追捕。它将故事与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紧紧联系起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南宋开国有皇天保佑，要求当权者鼓起勇气，团结人民，积极抗战，无形中将传说灌输了爱国主义思想，使观者产生了思想共鸣，这又为传说的流传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宋高宗赵构的“非正常”登基。赵构的登基，是在十分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实现的。其所以能够继位，只是由于北宋亡国后金人扶持的一系列伪政权得不到中原军民的承认，但是人民群众又需要一位真正具有皇室血统的人来领导他们恢复赵宋，抵御金人。而当时由于“靖康之难”，皇室全部被掳金国，只留下因为偶然机会滞留河北赵构，结果他不期而然地成为了帝位的继承人。赵构继位后发生的“苗刘兵变”，导致其深感觉到自己皇位的来路不正。在这种条件下，赵构能做的只有设法向南宋的臣民证明自己的登基是天意。正逢当时社会上一些著作在只言片语中不断鼓吹当年康王使金途中“崔府君显圣”的事件，赵构便将计就计默认这回事。而这正是南宋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组成部分，是与宋高宗稳定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