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英译的诗学探究——以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诗为例.docxVIP

隐喻英译的诗学探究——以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诗为例

一、引言

隐喻(metaphor)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开始，传统修辞学(rhetoric)便将隐喻视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替代关系，雅各布森(Jakobson)提出了隐喻理论，试图将语言学和诗学结合起来，在俄国形式文论和现代语言学间架起桥梁[1]。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认知领域的成果应用于语言学研究，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MetaphorsWeLiveBy中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metaphortheory)，他们认为隐喻无处不在，隐喻不仅是语言形式，更是思维方式[2]，此后基于认知视角的隐喻研究逐渐成为热门。但由于概念隐喻的概念性和系统性特点，对单个隐喻表达能否构成概念隐喻的问题尚且存疑[3]，概念隐喻理论对文学作品和诗歌中的意象隐喻(imagemetaphor)和“AisB”型隐喻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4]。

诗歌中出现的隐喻常常与诗歌的意象和意境相关，体现了诗歌的文学性和诗性，因此，文章聚焦诗歌的本质特征，从意象和意境两个方面对中国诗歌中的隐喻英译案例进行分析，以总结出有助于诗性再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二、诗学与翻译

中西方对诗学的讨论由来已久。西方诗学理论认为陌生化是体现文学性的手段，是文学的重要特征。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认为比喻将表现客体置于“新的感受域”中，是诗歌中惯常使用的陌生化手法，体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和倾向性[5]。与之相似的是前景化概念，利奇认为前景化是对标准化语言规则的偏离(deviation)，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标志[6]。而中国古典诗学的意境理论认为诗有三境，包括物境、情境和意境，重视“心”的作用，即审美感受。意境理论可以概括为“意与境会”和“境生于象外”[7]，诗歌除了呈现意象和体现情感外，还应留给读者联想空间。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意象表现手法对英美意象派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意象派诗歌多从意象入诗，提倡自由体和短句，打破了维多利亚时期诗体和格律的限制。

在翻译领域，有不少中国学者、诗人倡导在译诗时回归诗歌的本质特征，再现原诗的诗性和文学性。如王东风结合陌生化和雅各布森的诗学功能定义提出了诗学翻译的概念，认为文学翻译应体现原文的诗学效果，尽可能保留原文的反常化表达，以实现诗学功能的等值[8]。裘小龙提出了诗歌翻译感性交流的概念，认为诗歌翻译应该是感性凸显和感性融合的过程，强调感性的审美功能和历时性[9]。

以上两种翻译观都致力于在翻译中凸显诗歌的本质，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诗中出现了很多极具创造性的隐喻，这些隐喻既有陌生化特点，又体现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审美特质，因此对诗歌中隐喻的处理既要考虑保留这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又要从语言形式及其背后的感性出发，在特定意象和意境方面再现原诗的诗性。诗歌英译肩负推动我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的使命，更应该追求与原文诗学效果的对等，基于此，文章对中国诗歌的隐喻处理进行对比分析，探究译文诗学效果的再现情况，并提炼出有助于诗学效果再现的翻译策略，供后来的译者借鉴。

三、隐喻翻译对比分析

(一)意象与性别意识

诗歌中的某些意象具有特定的性别指向性，甚至有些隐喻关系是通过带有性别色彩的词凸显出来的，因此，译诗中性别意识的凸显与否会影响诗学效果的再现。

例1: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徐志摩《再别康桥》)

杨宪益、戴乃迭译:InthegentlewavesofCambridge

Iwouldbeawaterplant!

CyrilBirch译:CouldIonlyliveasawaterplant

WhereCamwindshergentleway!

中文里“柔”多用于形容女性，如“阴柔”“柔美”“柔和”等，例1中原诗用“柔”来形容康河，赋予了康河阴柔的女性特质。康河孕育了水草，而康桥培育了“我”，将两个概念整合起来可以合理推断，诗人视角中的“康河”颇有“母亲”的意味。“水草”在河中随意摇摆正如“我”在剑桥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徜徉，原文利用了“水草”自由浮动的特质，将“我”和“水草”联系在一起构成隐喻。诗人通过对特定意象的选择和句子结构的编排，引发读者联想和推理，让读者能够根据诗中的陌生化表达体味诗歌的隐含意及情感意图。这种巧妙的遣词造句不仅体现了诗歌的诗学功能，还体现了情感功能，表达了诗人对康桥的眷恋和深情。杨氏夫妇的译文通俗易懂，“gentlewaves”这一用法在英文表达里较为常见，“gentle”一词在柯林斯词典中有“havingamildorkindlynatureo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