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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宴“一条龙”服务规范发展仍存诸多问题亟需关注

在我国农村地区，遇到红白喜事时，广泛习惯于在家中设宴招待各方宾客，传统自办宴席模式是主家亲自操办，并请邻里亲朋来互相帮忙。区别于传统农村自办宴席模式，农村家宴“一条龙”服务具有餐饮服务经营的性质，在《XX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管理办法》中明确定义为“应家宴举办者要求，为其提供家宴制作服务并取得收入的单位或个人。不包括已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包括上门帮厨（仅提供食品加工劳务）的行为人”，能够根据事主的需求量身定制。近年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提升，以及受农村青壮劳动力减少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农村家宴“一条龙”服务在农村地区迅速崛起。但基层监管实践发现，农村家宴“一条龙”服务规范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亟需引起关注。

一、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无关于农村家宴的相关法律条文，我市市场监管部门管理的依据主要源于《XX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的监督管理，参照食品摊贩有关规定执行。”，但从监管实践来看，农村家宴活动中的复杂性、风险程度、管理难度与食品摊贩不能相提并论，仅仅“参照食品摊贩有关规定执行”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和监管现实需要。

（二）群众食品安全意识有待提高。农村居民对宴席的成本更加敏感，也更加看重办得体面，但其对食品安全的认识相对不足，给家宴经营者提供的场地条件往往不能完全满足食品安全要求。例如，《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中规定餐饮服务场所“不应选择对食品有污染风险……的地点”“周围不应有可导致虫害大量孳生的场所”等，但基层监管发现，农村家宴加工场所一般在院坝上，甚至田间地头，与旱厕、水塘等污染源或虫害孳生地距离近，却几乎无防范措施，存在食品污染风险。此外，从业人员责任意识淡薄，举办者多采取口头方式与家宴经营者约定宴席相关事项，但往往忽视双方的食品安全责任约定，一旦发生事故，容易引发矛盾纠纷。同时，伴随近年来，因疫情管控以及对无事酒、大操大办等行为的整治，农村居民躲着办、悄悄办，主动报备意识薄弱，导致监管盲区。

（三）农村家宴经营者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农村家宴经营者普遍文化层次低，具有兼职多、流动性大等特点，经多年来的宣传教育，虽对食品安全有一定的认识，但仍不足以充分保障经营活动中的食品安全。以XX区为例，农村家宴经营者最大年龄74岁，从业者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主，对食品安全认知不足。二是家宴经营者帮厨人员变化大，往往只有1-2名核心人员长期固定，其余帮厨人员一般都是举办者亲朋或邻居，既未经过健康体检也未接受过食品安全教育培训，食品安全意识和规范操作能力不足，存在较大隐患。例如，2022年泸州纳溪误饮醇基燃料致4人死亡、13人住院治疗等多起误饮醇基燃料的事件，均系帮厨人员将醇基燃料误作为白酒提供给就餐人员饮用所致。三是设施设备不完善，尤其是“三防”设施和食品留样设备较为欠缺，易受到有害生物侵入污染。四是加工过程不规范，存在如生熟不分、交叉污染、外界环境污染、未留样、餐饮具清洗消毒不充分等问题。

（四）基层监管力量和手段有待提高。一是基层市场监管所力量不足。自2019年机构改革以来，基层市场监管所兼顾原工商、质量、食药监、知识产权、价格监管等职能职责，人少事多，加之干部队伍年龄结构还处于不断调整阶段，导致食品监管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二是食品安全协管员作用发挥不足。协管员绝大部分是村支两委干部兼任，日常村务、乡村振兴等工作才是其工作重点，必然挤占协管精力。每月300元左右的工作经费也较微薄，不能很好地调动协管员的工作积极性，且市财政已经不再保障主城9区的协管员工作经费，其他区县协管员工作经费也可能取消。此外，协管员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等方面差异性大，食品安全监管专业能力欠缺，现场检查时形式审查居多，风险隐患识别能力不足。三是智慧化监管手段推广困难。“XX市阳光餐饮”APP和“食安智慧监管”APP等智慧化监管软件，受限于农村家宴服务活动经营者、协管员的知识和认知水平，推广不够，未全面养成使用习惯。

二、工作建议

（一）以完善法规体系为根本，夯实农村家宴管理工作根基。建议市人大法制委牵头，市法制办、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管局配合，在上位法未做修改前，推动修订《XX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加快出台政府规章，对家宴经营行为、属地责任的落实、监督管理、违法违规行为处置等作出更科学、更细致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农村家宴经营行为。

（二）以落实三方责任为核心，筑牢农村家宴食品安全防线。

建议市食药安办牵头，督促指导各区县党委政府建立“包保”工作机制，认真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实现对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