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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韦伯论法律变迁与形式合理的法律

一、生平

韦伯是西方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初叶，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声望最高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化哲学家。他1864年出生于德国。其先世经营纺织业；父亲曾任律师，属于亲俾斯麦的国族自由派人士，做过议员，与德国政要多有往来。其母为虔诚的哈尔文教徒。父母长期不和，造成他33岁时一度精神崩溃，经过5年的旅行和讲学交互治疗才复原。韦伯在1882年至84年间在海德堡求学，学习法律史与经济史。其后受其姨父鲍姆加藤的影响至深。鲍氏对自由主义深信不疑，不肯接受俾斯麦国族主义的影响。韦伯的政治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鲍氏的启发。1884年服完兵役后韦伯返回柏林与父母同住。指导1893年秋采获得外出工作的机会。此时他在柏林大学担任助教，并于德国女权运动先驱安妮·史特尼格结婚。

由于专心研究，加上他的慧识特出，只在柏林大学工作一年之后，就被佛莱堡大学聘为正教授，开讲经济史，1896年前往海德堡大学任教。这时韦伯已经出版了有关古罗马的经济史与中世纪欧洲行会商会的组织，也撰述德国股票市场的兴衰。这些年他在政治上也相当活跃，接近的是新教社会协会的党派。1903年他精神病愈，之后已辞掉海德堡教职，刚好父亲逝世后获得一笔遗产，在1907年财政上得到独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久病，不但没有伤害他的智力，反而在病困重获取真知灼见，而觉悟到哈尔文教的清规勤俭，逼迫教徒努力工作，俾来世有机会为上帝的选民。这种新教的伦理对资本主义企业家经营精神产生重大的冲击。1904-1905年韦伯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此文引起广泛的争议与轰动，更证实韦伯的才华。

1910年在韦伯的协助下德国社会学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俄国神秘主义对他思想的冲击的演讲。俄国神秘主义与德国入世的禁欲主义刚好针锋相对，前者指示教徒的救赎在于与上帝融为一体，成为神圣的容器；反之，后者强调人的工具性，人藉劳动与祈祷的手段，来邀取天宠，获得拯救。自1910年以后韦伯的思想，特别是涉及经济史与文化史的社会分析，便受到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相反而又并行的关系所左右。

1910年，欧洲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际，中产阶级社会有趋向解体之虞。韦伯的海德堡住宅成为当时文艺批评家、学者、思想家集会讨论的场所。这段时间韦伯也经历了生平第一次婚外情，在1916年的文章《用宗教来排斥世界及其流向》，韦伯把宗教形式中情欲、禁欲与神秘作了深刻的剖析。

在对社会学基本概念与方法论的剖析之外，韦伯致力于中国、印度、犹太、伊斯兰的宗教与文化的考察。其重要的著作《经济与社会》，便在分析西方文明特质的理性如何产生，其对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合理性会不会把现代人化作“铁笼”中的囚犯？韦伯在一战结束后，帮忙德国民主成立，并协助起草魏玛共和新宪法。于1920年6月14日

在韦伯主要著作《经济与社会》一书共两卷中，亦即1138页中，法律社会学位居全书第七章占150页左右。这部分共8节，从法律涉及的范围（公法、私法、民法、刑法、犯罪、偏差行为、法律与程序、理性法律的范畴），至主观法律的理由（包括自由权、委托、契约在内）、法律思想与法律主事者、法律形式与实质的理性化、法律制订与明文化、透过革命的制法与自然法至现代法律的形式性质，可谓琳琅满目，范围广泛、包罗详尽、讨论深刻，是韦伯作为一位法律史家、法律理论家，也是他后来参与德国共和新宪法的起草工作，把法律的理论与实践加以综合精炼的思想结晶。

韦伯有关法律社会学的著作，除了显示他广博的学识之外，更是一大堆有关法律的概念专门术语，使读者无法跟进，不宜掌握他的本意。更何况他使用了精粹的语言、简约的文体，使读者“看到理念与观察的拼凑……也看到各种案例的东摆西放、随便堆积……读者常由一个主题转换到另一个主题、由一个层次升到另一个层次，而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关联。”显然韦伯并没有期待读者在没有获得有关法律制度与法律历史的知识之前，就冒然阅读他这份艰涩的著作。不只人们要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也要对韦伯整个社会学，甚至整个有关经济、法律、社会、宗教的学说都有了相当的概念与认识之后，才能踏入他法律社会学殿堂的门槛。而他的社会学说又与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分不开，所以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他对人文与社会现象所采取特殊的研究途径。

二、韦伯的方法论

韦伯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国自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先行者对主体与客体、心灵与物质的双元论，或精神意识的推崇、物质生产之首要等学说的反弹、修改与吸收。韦伯的方法论，特别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促使他认为在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理性化的过程导致人之被宰制。宰制的来源为经济与官僚体系扩大与彼此渗透，以致每个个人，包括个别的工人都要受到伤害，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现代人被关进“铁笼子”当囚徒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