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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的音乐审美观魏萌

“艺术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审美意识的表现，并且是一种集中化了的和物质形态化了的表现。”’王朝闻《美学概论》。《淮南子》被人视为“集众家之流而归于道”而列为杂家，但杂而不芜，在音乐美学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

音乐是音响的艺术，是声音的艺术，是人们通过声音这种物质材料有组织地塑造音乐形象，表现一定的主体情感，反映一定的现实社会生活。这是音乐艺术一个显著的审美特征。在音乐创作上，《淮南子》把艺术创作与人类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道应训》?鲁迅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见解：“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门外文谈》。通过鲁迅先生的阐释可以看出，《淮南子》已开始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分析和考察艺术产生的问题。从创作的主观方面分析，《淮南子》认为，艺术是人的一种需要，“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经哭踊之节”’《泰族训》，亦即艺术是人类表达情感的需要。而情感与现实又是紧密相连的，它是“物至而应”的结果，“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原道训》由此看来，艺术的产生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方面都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

社会生活不可能直接进入艺术作品，它要经过人的加工和改造，再现或表现于作品中。《淮南子》认为，艺术创作不仅要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同时也必须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是内与外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有充于内而成象于外。”《本经训》而在“成象于外”这一过程中，客观的社会生活已被艺术家情感化了，亦即艺术家从生活中得到了真正感受，产生了真实的情感，正如《缪称训》中说：“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所以说，《淮南子》所谓的创作要根植于社会生活的观点，更侧重了从哲学认识的角度来认识创作问题，而具体到创作，则是“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应俗训》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且也是“文”与“情”的统一。

艺术创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现实社会的变化而作相应的改变，“因时变而制宜适也”《汜论训》。“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径，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汜论训》认为礼乐以利民为宗旨，须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盲目地法古则是不可取的，因为艺术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必须与时俱进，适合本时代人民生活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否则，就象《览冥训》所描述的“美人挈首墨而不容，曼声吞炭内闭而不歌。”美人不再粉饰打扮，歌者闭口不言，是因为时代变了，失去了他们追求美的社会条件。这说明社会现实对艺术创作具有决定作用，社会的变革必然影响到艺术创作。

《淮南子》主张“无为而治”，虽然它的“无为”与先秦和汉初的道家已有很大的不同。它所赞赏的古代的所谓“太平盛世”，虽然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但却是它理想中的“无为而治”的时代。《泰族训》所说的“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正是得乐之所生的时代。但是，衰世是“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和失然后声调，礼淫然后容饰”《本经训》的。所以《淮南子》认为“《易》之失也鬼，《书》之失也拘，《乐》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泰族训》认为“六艺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东西。但是“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同上这与《本经训》所说“仁义礼乐，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是一致的。所以《泰族训》又说：“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辨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对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由此可见《淮南子》视“六艺”为圣人“救财”的工具。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淮南子》侧重于从现实的角度来认识创作，强调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主张从生活中吸取创作素材，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儒家的思想观点并加以发展。在这种哲学与社会观点的观照下，《淮南子》的艺术美学观便具有现实性特点。

二

艺术创作是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在这一物化过程中，艺术表演技巧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