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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欢愉

1922年回到中国后，徐志摩在清华大学作了第一次的演讲，很可惜，这篇名为《艺术与人生》的演讲中重要的信息并没有引起年轻听众的注意，原因是他选择采用“牛津的方式”，以英文宣读讲稿。[1]其实，在这篇演讲里，徐志摩尝试以他从西方所学过来的知识去处理整个中国传统的问题。

首先，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我们没有艺术，正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对于这个命题的阐述，也是同样的大胆：

我们中国人尽管具备各种德行和特性，但作为一个民族，却没有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透过艺术来充分认识和表达自己，而艺术就是生命的自觉……

没有认清灵魂、感觉受到剥夺，加上利用灵巧的手段，把生命的动力转移，压抑或升华到“安全”和实际的境地去，我们中国人成为了这样的一种生物，足够称为“人”，但却不懂得宗教、爱，甚至任何精神的历险。一些诚恳的友人，诸如狄更生和罗素，敬仰我们对于生命的冷静态度、对中庸之道的追求，还有理智及调和的精神，诸如此类。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值得赢来的敬仰。可是，在接受这些颂赞的同时，我又不能不感到背后隐藏着辛辣的讽刺。对生命的冷静，可不是把生命全然地否定，把感情的火焰也燃熄了？生活里的中庸之道，可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怯懦、生命活动上的浅薄呆板的最可爱借口？而那所谓理智的调和的精神，制造出来的岂不只是普遍的惰性，和那我们今天所称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怪物！[2]

据徐志摩说，文化传统的失败，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