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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与《傲慢与偏见》

据已有史料来看，吴宓先生是中国《傲慢与偏见》的教学传播第一人。本人在2013年7月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吴宓与《傲慢与偏见》的教学传播”。1921年9月，他在东南大学开设了“英国小说”课程，教学内容中涉及了简·奥斯汀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以后，还延续了类似的课程。但在清华大学讲授过《傲慢与偏见》的就是叶公超教授了。按说吴宓早就开始讲授类似课程，但这门课程在清华大学没有开起来，反而是叶公超的讲课涉及了《傲慢与偏见》，而且引起了不少反响。

叶公超（1904-1981），广东番禹人。字公超，英文名“George”。1920年去美国上的中学，毕业于美国的爱默斯特学院后，去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年仅23岁。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兼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兼教授等。1941年进入外交界任职，不复教学生涯，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驻美大使等职。1981年卒于台北。

1928年3月，叶公超参与创办《新月》杂志，编选出版了《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近代英美诗选》（与闻一多合编）。1934年5月，创刊并主编了《学文》杂志，8月即停刊。晚年还出版了《叶公超散文选》（1979年）。

在长达15年的教学生涯中，叶公超主要讲授的课程有：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大三英文、英文作文、英国散文、现代英美诗、18世纪文学、文学批评、翻译等。据他的学生李赋宁的评价，叶公超的教学特点是“语音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课生动活泼”。

1929年下半年，叶公超从上海的暨南大学转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教的就是钱钟书这一班的“大一英文”。钱钟书的同学许振德在《水木清华四十年》中回忆说：“大一外文系英文课由叶公超先生讲授，课本为英女作家奥斯汀氏名小说《傲慢与偏见》”。他的讲课风格是“只述大意，从不逐字讲解”。

晚一年进校、在外文系德文专业就读的季羡林对此风格也是感同身受，他曾回忆说叶公超上“大一英文”课时，一开课就讲《傲慢与偏见》：

他教我们第一年的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Austen的《傲慢与偏见》。他的教学法非常离奇。一不讲授，二不解释，而是按照学生的座次——我先补充一句，学生的座次是不固定的——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一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么长，好像也并没有一定之规，他一声令下：Stop！于是就Stop了。他问学生：“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邻座的第二个学生念下去。有一次，一个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他大声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肃然，屋里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人提任何问题了。就这样过了一年。

季羡林的记述与许振德类似，看似叶公超整个第一学年都在用《傲慢与偏见》做教材，与吴宓相比是登峰造极了。他认为这不过是世家子的名士脾气发作罢了，不过他也承认叶公超的“英文非常好”。

在《清华园日记》中，季羡林对叶公超老师是又爱又恨，都是上课请益、发表退稿的那些事。但不知何故，也许是受了叶公超的感染，季羡林爱上了简·奥斯汀的小说，这一点在他的《清华园日记》中多有记录。1932年9月30日的日记中开始有了“晚上读Emma三十页”的记载，最后一条有关日记是同年12月24日的“看完Emma”，总计有13天的记载，前后有84天，估计是当闲书看的，可惜的是记载过于简略，没有任何评论。他虽然也订购过不少外文原版著作，但《爱玛》（Emma）一书却是在图书馆借阅的。武崇汉是季羡林的同班同学，《清华园日记》中有不少关于他的记录。1988年，他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理智与情感》，成为一个经典的译本，也算是叶公超当年的教学成果之一了。

叶公超在面向全校的“大一英文”课中只把《傲慢与偏见》当教材，并不讲解，像季羡林这样的外文系学生都没什么好感，何况那些其他系的学生呢。

比如与季羡林同一年入校的政治系学生丁致中（字珰）就是其中有印象但没感觉、不喜欢中的一个。季羡林是外文系的学生，不认同的是叶公超上“大一英文”课的教法，与他同级的丁致中不是学西洋文学的，对把《傲慢与偏见》作为“大一英文”课的教学内容是大有意见，就在《清华周刊》1930年第8期发表了一篇名为“对于本校第一年英文课的商榷”的文章。该刊的编辑还把这篇文章放在本期的开头，并写了“编者按”。在文章中，他认为学校把“大一英文”定为全校一年级必修课的目的在于“增进学生以后读洋文的能力”，但是对选用课本颇有意见，他说：

教授们为此而便用了一本长篇小说（Prideandprejudice）作为增进学生阅读洋文能力的唯一方法，今天教一段，明天考一节，这样零零碎碎地教着，长篇小说在一气读完，照这里的情形，如记忆力稍差的人，读了后一节连前节的意思已忘记了，这是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