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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天子传》小说性质辨析

摘要：迄今为止，《穆天子传》的撰者、成书年代、文本性质等，均可谓学术疑案。从叙事动机出发，依据战国初期前后相关文献的巨大差异，可以认同此书源出赵国后嗣对祖先的追崇。《穆天子传》体式近似起居注，风格却呈现恍惚无征之态，它既非信史著作，亦非上古神话抑或次神话之类。基于社会风尚和读学心理来审视，穆王故实在虚实相生中形成的小说境界，曾一度受到战国末期神仙思维、汉晋时世造仙运动先后影响，最终在历史误读中造就了后人所谓的神话品格。

关键词：《穆天子传》；叙事动机；起居注；小说；神话品格；误读

一、叙事动机与学术界说

探究《穆天子传》的神话品格，着实需要一种相对客观的文本界说。毕竟千百年来，无论是从撰写人和创作年代出发，还是围绕着原书的性质、价值、流播等，有关《穆传》的学术命题，总是在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之中让读者无所适从。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这部先秦时代记载简略、《汉书·艺文志》亦不曾载录的先秦典籍，在西晋武帝时代被偶然发现，作为流传至今的汲冢竹书，其书名和现存书稿，曾一度出现好几百年的时间真空。

那么，如何在多种可能性当中，选择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笔者以为，以叙事动机为着眼点，藉此解决《穆传》的种种学术疑案，不失为科学而合理的方法。

所谓叙事动机，通俗地讲，亦即由特定需要所引起的叙事激励机制抑或叙述意愿。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穆传》所载是真实的，抑或是虚假的？今检读原书，《穆传》叙述周穆王“驾八骏之乘，右服盗骊，左骖騄耳，造父为御，犇戎为右，万里长骛，以周历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济。东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庐，南轹鼋鼍之梁，北蹑积羽之衢。穷欢极娱，然后旋归”[1]（479），真可谓威风八面，举世惊骇。但令人费解的是，如此重大的历史行为，西周甲骨文、青铜铭文、《诗经》、《尚书》、《易经》等早期文献，均无相关记录。而较为晚出的文献，譬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2]（1341）又如《国语·周语》记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3]（1?9）又如《逸周书·祭公解》载有祭公劝诫穆王偃武修德的长篇大论[4]（986?1094）。说法如斯，大多与穆王西征的惊世之举差异甚大。如此可以断定：其一，史上周穆王确有抑文崇武之风，《穆传》叙述周穆王游行之事，自非空穴来风之谈；其二，《穆传》亦绝非真实可靠的信史记录，而是撰者据《左传》、《国语》、《逸周书》等文献资料增饰而成。换句话说，《穆传》实际上产生于真假和虚实之间，可谓目的性颇强的故事新编。

关于《穆传》撰写时代，学界有西周说、春秋末战国初说、战国说、汉以后伪作说等多种观点，其中持战国说论者，有卫聚贤、顾颉刚、靳生禾、杨义等诸位先生。[5]（47?49）综合前贤各种界说，笔者倾向于顾氏观点，认为此书源出赵国后嗣对祖先的追崇。[6]（1?21）

《穆传》“战国说”可从多方面寻找根由，其中最为重要的证据，在于有关穆王西征的文献资料，于战国初期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分界线。事实是：在战国初期及其之前，西征记载多与《穆传》龃龉难通，在战国中后期的文化典籍中，相关叙述往往符合《穆传》的情节内容。譬如《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北征，行

流沙千里，积羽千里。”“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穆王西征，还里天下，亿有九万里。”[7]（46?52）又如《列子·周穆王篇》记载，穆王在“化人”影响之下“大悦”，“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于是“命驾八骏之乘”，“驰驱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国。巨蒐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具牛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西观日之所入。一日行万里”[8]（94?98）。又如《楚辞·天问》曰：“昆仑县圃，其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9]（92?110）又如《史记·赵世家》言：“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10]（1779）如此种种，结合上述著作的其它叙述，可见战国以来的相关载录，虽然部分保留了《左传》、《国语》等文献的简略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呈露出不同于春秋社会的文化信息。

结合战国时代文化背景，基于史实夸饰而成的故事新编，其创作动机及其实现方式，大概存在着哲学思辨、文学感悟、宗教效应、史学重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