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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关日本遣唐使研究述评

中日两国交往较早。《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盛唐时期的中国文明程度很高，对周边国家有强大影响力，各国纷纷前来学习。日本前后数十次派遣唐使学习、吸收唐文明，推动了日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的进步与发展。《旧唐书》《新唐书》《六国史》《日本书纪》等不乏遣唐使的记载。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关于日本遣唐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日关系史，如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两国人员往来、学问僧的交流学习等，有张鹏一的《唐代日人来往长安考》、周传儒的《日本人唐化考》、贺昌群的《唐代的日本留学生》《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梁绳伟的《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叙》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呈现专题性、世界性、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如姚嶂剑的《遣唐使——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陈璐一的《日本遣唐使研究述论》(2007年)[1]。但综述性学术文章不多，且时间间隔较大。本文尝试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梳理有关日本遣唐使的宏观研究，有关遣唐使出使次数及出使目的、遣唐使停派原因及历史意义、日本遣唐使代表人物的研究。

1宏观研究

关于日本遣唐使的宏观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散见于中日关系史或东亚关系史的著作，如王介南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何传芳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王仪的《隋唐与后三韩关系及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运动》(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李喜所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姚嶂剑的《遣唐使——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侧重讲述日本遣唐使与中日政治文化交流之联系。综述论文主要有陈璐一的《日本遣唐使研究述论》[1]，还有很多博士、硕士，如韩文哲[2]、高媛媛[3]等，将日本遣唐使作为毕业论文选题。

2关于出使次数及目的研究

2.1出使次数

陈志贵认为遣唐使(包括遣唐使、迎入唐使、送唐使)共出使22次[4]1-11。张玉祥论证了19次之说[5]。宋锡民、宋百川认为共19次，但实际出行15次，包括13次遣唐使、2次送唐使、1次迎入唐使[6]。孙宏认为共19次，出行成功13次[7]。刘淑梅认为：“有唐一代，日本派遣到中国的遣唐使共有16次，其中包括3次送唐客使和1次迎入唐大使。”[8]张利也采纳19次之说[9]，包括成行的13次遣唐使，2次送唐使，1次迎入唐使。学界关于日本遣唐使的出使次数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但大多认可19次。

2.2出使目的

多数学者采取纵向分析即按照时间分阶段考证论述。主要有四段论和两段论。

王金林采用四段论，详细论述了各阶段日本遣唐使的出使目的[10]。1)唐贞观四年(630年)—唐显庆四年(659年)为第一阶段。主要目的是学习唐朝政治制度，为大化改新服务；围绕朝鲜半岛问题，打探唐对朝鲜的军事情报。2)唐麟德二年(665年)—唐总章二年(669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日本为了打破外交孤立状态，极力修复与唐朝的邦交关系。3)唐长安二年(702年)—唐天宝十一年(752年)为第三阶段。首要目的是全面学习唐先进的文化器物制度，接触世界文化，加强日本与世界的联系。4)唐大历十二年(777年)—唐开成三年(838年)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唐经历“安史之乱”，国力渐趋衰落，对日本失去了吸引力。日本派出遣唐使主要是迎回日本学者和学问僧，祭奠逝世的遣唐使节和文人学者[10]。

持有此观点的还有邹维[11]、潘玉渠[12]、刘秋红[13]、伊宁[14]。其中伊宁以日本天皇在位时间为划分阶段的依据，与其他几位的时间划分稍有差异，但影响不大。伊宁认为，日本遣唐使学习的内容对大化改新没有直接的影响，只起到完善作用，因为二者的时间节点不同。伊宁还从日本遣唐使的个人角度探讨了出使目的。

白江口战役在古代中日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韩昇以白江口战役为分水岭，分为前期和后期[15]，探讨日本遣唐使的出使目的：前期主要学习唐制，了解唐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后期主要修复邦交，保持与唐的友好关系，以便全面学习唐的制度文化、收集图书典籍等。马钰[16]、梁安和[17]、乔林生[18]详细介绍了白江口战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白江口惨败，日本统治者认识到低估了唐的实力，开始深刻反思。日本与唐建立友好邦交，并将学习吸收唐文化作为外交的核心内容。

3关于停派原因和历史意义的研究

3.1停派原因

关于日本停派遣唐使，范宇亮认为，“‘安史之乱’导致唐朝国力日渐衰弱说”“行驶路途艰辛，海事不断说”“使命完成，必然走向终结说”都不是根本原因，只是重要因素。“日本人对遣唐使派遣费用负担能力的减退和唐商船渡日频繁是遣唐使被废止原因中最为重要和恰当的解释。”[19]15-16孙玉巧认为，停派原因是日本遣唐使的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