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审计-开题.docVIP

上市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审计

——以獐子岛公司为例

1.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含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以及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地球上多种多样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为人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食物、纤维、木材、药物、工业原料和服务等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对生物资产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生物资产是在人的劳动与自然力共同作用下生长的，其受自然规律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具备一般资产的特性，但又不同于一般资产。现今，鉴于生物资产的特殊性，众多公司开始基于农、林、畜牧及养殖等生物资产成立公司，通过运营、生产、销售等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上市公司，就目前而言，基于生物资产特性的公司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准则规定，生物资产是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具有生物转化的能力。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三大类，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有生命的劳动对象,是为出售而持有或在将来收获为农产品的生物资产国；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有生命的劳动手段,是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资产,能够持续给予消耗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服务能力或未来经济利益；公益性生物资产是指以防护、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生物资产[1]。由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一个特点是审计比较难，上市公司就有可能利用这个特点虚假计量存货，达到虚构资产和利润的目标，因此本文将重点针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这一对象展开审计方面的系统研究，以期促使上市公司进一步规范消耗性生物资产财务管理工作。

鉴于生物资产本身的特殊性，其决定了生物资产的财务会计处理并不能简单认同于一般性资产，对其审计更不能简单应用一般性审计准则，要充分认识生物资产的特殊性问题而展开有针对性的审计，在此方面，国内外多数学者展开了相关研究，也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就国内而言，生物资产已经成为了多数学者的主要关注内容。作为希望集团的创始人，刘永行（2000）全面剖析了集团成长历程，以及集团的产业布局，系统剖析以生物资产为主的民营企业的全国发展战略。在会计核算方面，有学者对农业生物资产的价值核算方法进行了系统探讨（税小化，2003），以及陶仁川（2003）对森林资产的会计核算进行了研究，张心灵和王平心（2004）指出生物资产作为农业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不可或缺的资产，对生物资产的计量方面不能完全照搬IAS41的规定，提出应该考虑选择历史成本计量的基础上，辅之以公允价值信息的方式进行计量[2]。基于生物资产的生物转化特点所导致的其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的复杂性，以及以历史成本为会计模式而产生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生物资产确认与计量的相关问题（陈娟，2006；董军，2008；薛梅，2009；易迪菲，2012；等），何少娟和田静（2007）则进一步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法）建立生物资产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专家评估法确定权重，对各指标进行赋值，并进一步强调了生物资产的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3]。盛均全和丁洁（2009）指出生物资产具有自然增值性、生物转化性、地域差异性、附着物不可分割性等特性，相对于国际上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我国农业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以及多以农庭经营模式为主，生产资产的品种、质量差异较大，完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社会条件还不完全具备[4]。张心灵和范文娟（2010）具体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生物资产”及“农产品”的信息披露进行了研究；孙瑜和章新蓉（2011）从生态效益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了公益林生物资产生态效益会计核算的问题[5]。孟宵冰和孙玉静（2012）从税务处理角度有区分性的重点讨论了生产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6]。林森类作为重要的生生资产类别，有多位学者具体针对林木类生物资产的会计确认、计量与披露进行了研究（何子利，2013；高志辉，2013；彭春燕，2014；等）。在生物资产的计量准则方面，赵文博和李谦（2013）从我国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出发，通过分析农业上市公司对此准则的执行现状，来剖析新准则在施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完善对策[7],而且有关生物资产计量准则，一直以来都是众多学者们的主要关注点（丁邦余，2007；杜静，2009；李春英，2012；秦浩，2013；陈祖友，2013；张丽，2014；等）。

根据生物资产的特性划分，生物资产可以被分为生产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针对不同类别的生物资产，有不少学者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如生产性生物资产（童亮，2010；张玮，2011；任厚兵，2012；高志辉，2013；郁球和朱继宏，2014；等）、公益性生物资产（胡明兰，2009；周法和，2013；等），而本文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