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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酒虫》的改写与创新

1916年6月，经大学同学林原耕三介绍，成为夏目漱石弟子刚刚半年时间的芥川龙之介——这位接下来要在日本大正文坛上声名大噪的大文豪，在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酒虫》。这部取材于中国清代小说《聊斋志异》中的同名小说《酒虫》的作品，因其脱胎于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而备受瞩目。日本学者松野敏之便在“《酒虫》取材于《聊斋》，与原作几乎无大变化”观点的基础上，详细梳理了芥川龙之介这部小说对原典从修辞、故事到立意等方面的丰富变化[1]。郭艳萍通过文本比较与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得益于娴熟的写作手法，芥川龙之介让原作焕化出了“具有鲜明轮廓的静止的风景画”般的新面貌[2]。上述学者对《酒虫》研究采用的比较文学影响维度，无疑是解读芥川龙之介《酒虫》的重要视角。这也佐证了以往研究中的一种观点，即芥川龙之介的早期创作艺术风格尚未定型，大多从古代作品中寻找题材，试图去理解所处的社会现实[3]。毋庸置疑，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作品给予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以重要的启示，也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向他国学习以完成自我生成过程的重要外部营养。因此，《酒虫》能以新的文学面貌在日本大正文坛上亮相，成为芥川龙之介早期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文以芥川龙之介和蒲松龄《酒虫》中的重要意象“酒虫”为线索，以祛除酒虫前后刘大成的差异性变化为讨论对象，重视纵向讨论的同时也关注平行维度上这两部作品的异同勾联，探讨芥川龙之介笔下的《酒虫》文本内外的多重寓意与深刻内涵。

一

1916年7月25日，刚刚发表了《酒虫》的芥川龙之介写信给高中好友恒藤恭。他在信中谈及自己的写作随想：“手头有素材，如果不写，一旦过了发酵期，就会腐烂。那些没有素材的作家，即使创作，也不会有好作品。”[4]95芥川龙之介在鼓励恒藤恭努力写作的同时论及了创作素材的重要性，认为素材对于好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早在1912年，时年20岁的芥川龙之介就发表了作品《大川之水》。1915年11月，芥川龙之介发表了代表作《罗生门》，可惜没能得到文坛的关注。作家的成名固然受诸多因素左右，然而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此时的芥川龙之介开始从日本和中国的古代经典作品中寻找素材，比如《罗生门》就改写自日本平安时代《今昔物语集》中的同名佛教故事，《酒虫》则是从中国的《聊斋志异》中取得素材。

关于芥川龙之介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之间的异同，中日学界的讨论很多。学者们从作品结构、人物安排和创作目的等方面追索了蒲松龄笔下的灵异故事在漂洋过海之后的诸多转变，探讨了芥川龙之介如何将原来短短267字的小品文扩充为长度近万字的叙事作品。正是两个文本之间“青出于蓝”的因承关系和“青蓝互映”各有千秋的异同，展示了受《聊斋志异·酒虫》营养滋润的芥川龙之介《酒虫》的精妙所在。

两部小说《酒虫》的故事脉络大致相同，都讲了发生在中国山东的一则有关酒虫的趣闻。故事说的是长山刘氏（芥川龙之介《酒虫》中人物名为刘大成）嗜酒，后被番僧（蛮僧）施法诱出了肚中的酒虫，从此日渐穷困潦倒。《聊斋志异·酒虫》中，“长山刘氏，体肥嗜饮。每独酌，辄尽一瓮。负郭田三百亩，辄半种黍；而家豪富，不以饮为累也”[5]263。刘氏的嗜饮造成了“体肥”这一有碍观瞻的后果，但是他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番僧帮他取掉酒虫之后，“刘自是恶酒如仇。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至不能给”[5]264。酒虫的去留决定了刘氏经济上的贫富，也成为刘氏生活幸福指数的决定因素。据史料所载，自谑“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5]1-2的蒲松龄毕生爱酒，《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故事就来自他和周围人的把酒闲谈，所谓“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6]58-59。具有很高文学造诣的蒲松龄命运多舛，自壮年至暮年在科试途上屡屡受挫，一生困顿于场屋。他目睹官场中的黑暗现状，感慨“世上相逢惟按剑，明珠此夜向谁投”[6]281。在某种意义上，酒是刺激蒲松龄小说创作的催化剂，也是他躲避残酷现实的麻醉剂，更是他晚年与自己和解、重新挖掘生活意义的乐趣所在。他在《磊轩落成示箬》中写道：“客来一壶酒，登台望青山。主客两相快，把盏一醺然。”[6]629如果将蒲松龄的嗜酒和他作品《酒虫》中的刘氏“嗜饮”相联系，就会发现正如小说中所写，“虫是刘之福，非刘之病，僧愚之以成其术”[5]264，而刘氏被番僧取出酒虫则是上了番僧的圈套。

审视芥川龙之介笔下的《酒虫》，也可以结合作家的生平。芥川龙之介于1914年参与了《新思潮》的第三次复刊，1915年参与了《新思潮》的第四次复刊，此后才开始被文坛关注。当然，这与他早期作品稍显青涩不无关系。1914年末，芥川龙之介获邀旁听夏目漱石组织的文学沙龙，随后得到夏目漱石弟子铃木三重吉的引荐，相继发表了《鼻子》《酒虫》《山药》《手绢》等作品。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