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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规范视角下中国家庭公筷公勺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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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良，张健东，芮牮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广州市511400）

摘要：后疫情时代下，分餐制作为减少聚集性病毒感染和食源性疾病发生的有效方法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呼声高涨。家庭是实行分餐制的基本单位，推广使用公筷公勺是分餐制的主要实现路径。然而，在中国

合餐制的传统饮食文化下，共用筷勺已经成为家庭成员之间亲密无间的象征，增加了推广公筷公勺的难

度。因此，公筷公勺的使用并不仅受到个体层面因素的影响，更与社会层面因素、特别是主观规范密切

相关。本研究从主观规范的视角出发，试图揭示社会层面的公筷公勺使用主观规范与个体层面的影响因

素（风险感知、自我效能、行动益处、行动障碍）如何共同作用于具体使用行为。通过一项针对大学生

的问卷调查（N=259），本研究发现，主观规范显著促进了公筷公勺使用行为。此外，风险感知、自我效

能、行动益处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主观规范与公筷公勺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在高风险感知、高自

我效能和高行动益处的群体中更强。这些发现表明，推广公筷公勺，除了需要针对个人进行宣教，还需

要在群体或社会中营造广泛使用的氛围，并将家庭作为宣传公筷公勺使用的主要阵地。此外，本研究揭

示了公筷公勺使用的群体性特征，说明了社会环境对饮食文化的塑造作用。

关键词：公筷公勺中国家庭主观规范

引言

2019年12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国人民对卫生健康问题的关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迫

使人们不得不改变了一些固有的生活习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为主，

家庭的聚集性感染成为了其重要的传播方式，而餐桌则是病毒传播的重要的场所。在我国历史上，几乎

每次传染性疾病大流行都会引发使用公筷公勺的讨论与呼吁。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甲肝大流行期间，公

筷公勺的普及率就曾一度大幅上升。2003年“非典”的全国性蔓延，钟南山也曾发出“餐桌革命”的呼

吁，提倡在家庭中使用公筷，这些习惯在非典时期也曾一度流行。到新冠疫情流行时，张文宏又曾在多

个公开场合呼吁分餐制和使用公筷公勺。但随着甲肝、非典等疫情状况的好转，公众使用公筷公勺的意

识逐渐淡化，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未能接受公筷公勺。

作者与通讯作者：李泽良（1997-），男，广东汕尾，汉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健康传播，邮箱:zezezl@

张健东（1998-），男，广东广州，汉族，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媒介文化、纪录片。

芮牮(1985-)男,安徽芜湖,汉族,博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效果分析，具体语境包括新媒体对健康传播、人际传播的影响。

在公筷公勺的推广过程当中，家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家庭作为社会网络相互交织的单元格，在

一种健康习惯的推广过程当中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然而，家庭却是推广公筷公勺最困难的场景。千

百年来，中国家庭就已经形成了合餐制的传统饮食文化。共用筷勺已经成为了中国家庭文化中的重要元

素，是家庭成员亲密无间的象征。因此，推广公筷公勺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体的风险防范意识，更需考虑

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

据此，本研究从主观规范的视角出发，试图揭示公筷公勺使用的主观规范对使用行为的影响，并探

讨主观规范这一社会层面因素如何与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即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知行动益处、感

知行动障碍）共同影响使用行为。本研究将公筷公勺使用行为放置于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对不

同层面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的探究，本研究将揭示饮食行为的社会文化属性，并试图从该角度对这一行

为提出干预建议。

1.文献综述

1.1饮食的社会文化属性

虽然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体的基本生存需求，但饮食从来都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也因此被赋予了社会属性与文化意味。例如，大量研究指出，人们对食品的选择受到其所处群体的规范

的影响（Mollenetal.,2013;Stauntonetal.,2014）。换言之，如果人们日常接触的人群更倾向于选择不健康

的饮食，他们的饮食习惯也会受此影响（Mollenetal.,2013;Stauntonetal.,2014）。这不仅是单纯地因为人

类的行为容易受到其所在群体的影响，更是因为用餐在许多情境下具有社交功能（Kudejira,2021）。例如，

一项针对在南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