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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陈三两爬堂》

重读《陈三两爬堂》1

《陈三两爬堂》是中华名剧，各种剧种都有演绎。演唱者也名角辈出。我自幼多听多看的是曲剧，张新芳演唱，张已号称大师，戏还不断演进。康复期间有空闲，多次听陈主演的《陈三两爬堂》，间或也查看他人他剧种的演唱。从读书人角度思考，从戏剧内容与文本思考，所以命题为《重读》。

《陈》剧富有戏剧性，但给人的艺术感觉，就冲突而言，却难以概括。从传统中国人的层次与基本人性的理解出发，可以概括为在中国，情大于天。而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唱戏就是发泄。陈三两的唱词是下层人对上级的呼吁，也是对天的呼吁。所以天天新写《疼痛》，把吁天的内容，与陈三两的唱词相结合，并非比拟不当，而是伤心人别有怀抱，知者当会意。

《圣经》有《约伯记》，也像戏。美国有《黑奴吁天录》，中国人百年前早排成话剧，轰动一时。如《卷席筒》，说是“苍娃吁天录”，如《陈三两爬堂》，可以说是《陈氏吁天录》，中国戏剧富于乐感文化，秦腔里的“吼几声”，土话就是“快活起来”。根子离不开黄土高原上苍凉悲壮的底色，越是积贫积弱、积苦积难，越是要顶天立地、痛快淋漓。《陈三两爬堂》也有喜剧特色，主要是丑角店主小人对州官李凤鸣的敲边鼓式的调唆。而《卷席筒》用喜剧的形式演绎悲剧的情节，更是把中国传统喜剧艺术推向高峰。

中国戏曲，就是这样证明了艺术的宣泄功能。没有戏剧，就没有中国民间艺术。

重读《陈三两爬堂》2好苦呵

陈三两没有上场，第一句台词就是“好苦呵——”。

陈三两一句“好苦呵”，首先是不愿不敢上公堂。其次是自认为自己是个苦人，又遇上苦事儿，苦上加苦，故说好苦。

那么，陈三两所受之苦，来自何方？

首先是父亲遭冤案，家破人亡，沉冤莫雪。这一层是苦的基础。应该采自明代，明代皇帝厌政，奸臣弄权，无数冤案，是政治性的好官难做。等待有朝一日父亲平反，这是心底铭刻难忘的感情基础。

其次，是被我卖入烟花巷。这一条还可分为两层。一是卖身助弟弟，在那个社会，女人成为商品。她的本意，帮助弟弟读书上进，平反冤案，重振家声。这是传统社会的以人为物罪恶。二是卖身与人之后，自己以被卖入妓院。在自己为被骗，在社会为商人唯利是图的罪恶，加上娼妓制度的罪恶。烟花巷是苦海，其中受到的毒打、欺负无穷无尽。重要的是把人变成工具，这与现代社会康德“人是目的”的提法相违背。

即使卖与珠宝商，因为年过七十，一个正值壮年，“年的老来少的少，老夫少妻彼婚配？”这个基于人性的需求，可以算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基于历史，这些都属于情，中国文化中的天人感应理论，在《陈三两爬堂》中通过中医的问答可以显示。天人文化理论建立在中庸思想之上。中庸则不偏不倚，而世间事因为总是有偏有倚、非过则不及。中庸没有上限于下限的理论，却守着核心、中心，把中心先定住，世间污垢，往往随风处于社会边缘。青楼薄命女，就是社会边缘人。社会边缘，往往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民不告官不究的“被遗忘的角落”。这与社会主义、现代意识当然也格格不入，与传统的儒家理想相去万里。即使今天，我们重读“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或者唱“百合花也有春天”，都是对边缘人的怜悯为感情基础。

陈三两的苦的形象，在他人的目光中多次印证。李凤鸣“我可怜的姐姐呀，我不心疼谁心疼？”即将相认，又转念。“三思而后行”，孔子是反对的，再思可及因果，三思则必及于自私。他的自私出于本心，他的自私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出，同时也有小店主在旁的诱导，因为整个社会，对“烟花女流”充满鄙视与漠然。公堂之上，正气不足，邪气漫延，一个受苦受难的下层妓女，痛快淋漓的唱词表达，更能引起所有观众的共鸣。这种共鸣，就是社会苦情的适当宣泄。所谓适当，戏者戏也，反抗社会又不失温柔敦厚之旨。所以剧本生于旧时代，新时代多有修改而宗旨未变，是鞭挞社会有所不足，引发共鸣则有余。

当然，历史看问题。那个时代的悲剧，连同那个时代的人民的悲剧，是艺术共鸣的基础。这种基础，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完全消失。在陈三两看来，“她把我卖与别人我不恨”，恰恰说明生活在那个时代，她也承认那个时代的规则，他的要求就是“大老爷为何不容情”？传统的官的标准含有容情的因素，与现代法治社会的标准不同。下篇谈法与情。

重读《陈三两爬堂》3

香港有个电视剧，题目叫《法不容情》，这实际与中国传统观念不同。中国人既然讲究“法不容情”，又讲究合情合理。合情合理，情在理上，依法治国，引发争议，后来加上以德治国，才算勉强完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把人的感情打散重整。不懂人情世故固然无法执政，法不外人情，中国的法治社会绝对不可能没有人情味的法治社会，这也使中国人发展较慢，但社会更稳定。

李凤鸣说：“他们一个愿买，一个愿卖，这也算不上贪赃枉法”。没有卖法，因为买卖似乎合法，至少在那个时代算是合理，问题在于合理不太合情。不卖法也会矫情，灵魂扭曲。因为贪图银子，自己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