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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综合研究的几点体会

《古典文学学问》编辑部来函让我介绍治学阅历，依据我的详细状况，我想就古代文学的综合讨论谈自己的一些体会，与读者朋友沟通。

我从上世纪70年月末开头发表论文，2022年出版第一部专著《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22年出版最近的一部专著《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讨论——20世纪诗经讨论史》（学苑出版社出版），二三十年来，综合讨论始终贯穿着我的全部讨论历程。

所谓综合讨论是指以大文化为背景，运用多种学科学问对文学作品进展综合性的考察，以提醒其演化规律、总体特征、内在精神、感情心理乃至艺术审美及其与各种意识形态的简单联系，力求在与文化的统一中对作品做多层面的较深解读。明显，综合讨论不但超越了传统的字句解读和五十年月以后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而且通过提醒作品“生态环境”的文化复原，把作品真正地归还给了它的时代。这极大地提升了讨论方法的适应力和穿透力，为深化古代文学讨论供应了方法论的保证。

例如，“兴”的讨论是“诗经学”乃至古代文学理论讨论的重要课题，古今论著不行胜数，但从来没有人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兴”的起源。事实上，这是一个存在许多疑问且具有宽阔开发前途的重要论题。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既是咏其“所咏之词”，为什么不去直咏，偏要绕弯子来先言“他物”？有人从审美或有用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都不符合实际，由于在“兴”起源的原始时代，先民根本就不具备那样的审美力量和表现力量。事实上，原始先民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有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缘由。不同的原始兴象具有不同的宗教根源，80年月初期发表的《鸟类兴象的起源与鸟图腾崇拜》、《鱼类兴象的起源与生殖崇拜》、《树木兴象的起源与社树崇拜》和《虚拟动物兴象的起源与祥瑞观念》等论文（这些论文都是《兴的源起》的组成局部），就是特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可以看出，讨论“兴”的起源实际就是讨论那具有审美特征的“他物”的前身的历史性质，这不但有助于熟悉“兴”起源的本质、早期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而且促进了文学的文化讨论的进展。

又如，战斗诗本应描写双方战斗的场面，但《诗经》中的战斗诗却一无例外地只写兵强马壮、仪仗威武以及对于文德教化的宣扬，而从不直接描写厮杀搏斗的场面，这只要与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的战斗场面描写做一比照，就会看得非常清晰。局限于文学自身是根本不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而必需从周代的政治、军事思想中查找答案。我在《诗经讨论反思》一书和有关论文中指出我国古代抱负的政治是崇德尚义，垂裳而治，抱负的战斗则是“胜残去杀”，战胜于庙堂。这一思想在《尚书》、《周易》和《论语》以及两汉典籍中多有反映。《诗经》战斗诗正是以这一思想为灵魂。这样从大文化的背景下去端详《诗经》战斗诗，会有更深刻的熟悉。

再如《诗经》中的宴饮诗，上世纪50年月以来，有关论著多以其反映统治阶级的腐化享乐生活、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价值而加以彻底的否认，明显这是一种简洁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方法。假如从综合讨论的角度深入到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将宴饮诗与周代礼乐文化联系起来，就会看到其巨大的文化价值。我在《诗经讨论反思》和有关论文中指出，宴饮诗通过表现宾主沉着守礼的道德风范与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不但突出反映了礼乐文化的道德实质，而且活生生地呈现了礼乐文化的外在风貌和内在之美，以及古代东方人际关系特有的“人情味”。宴饮诗这方面的价值是其他任何诗歌都不能代替的。

综合讨论方法之所以能够提出和解决一些重要的难题，深化和拓展古代文学讨论，与它的独特的优长有直接关系。大体说来，综合讨论的优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大文化为背景的综合讨论，充分留意文学作品与其文化环境的统一，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文学与其产生的环境、背景之间的关系。

文学作品与其历史背景的关系问题，外表看来好像很简洁，实际不然，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环境、背景的理解，质言之，也就是毕竟是环境、背景中的什么因素在制约和影响着文学的性质和特征。

上世纪50年月以前，人们对于文学产生的环境、背景的熟悉很狭隘，认为就是围绕的小天地，即的生活范围，如家庭环境、社会关系等等。这种观点把文学产生的缘由仅仅归结为偶然的个人的因素，而彻底否认了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五十年月以后，庸俗社会学盛行，认为文学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集中反映，而政治、经济又被简洁地归结为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这两种观点外表看来恰好相反，实际却具有共同的根本特征：根本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