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苏沪剪辫风潮.doc

辛亥前后苏沪剪辫风潮

西方传教士的写实绘画可清楚的看见金钱鼠尾（约乾隆时期）

1645年5月，清军南下攻占南京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用同化风俗的办法来彻底铲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消弭反清斗争，颁布了薙发令，即剃头令。规定“京城内外限旬月，直隶各省地方，至部文到日亦限旬月，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1]满清的这种做法深深刺痛了汉民族的自尊心，认为这对身体的摧残如同阉割一样，既是破坏身体完整性，也是对自我族属身份、文化传统的一种背叛。薙发令遭到大江南北普遍的反抗，尤其是清军立足未稳的江南地区。南京六合县督学马纯仁在薙发令下后，“不告妻子，竟赴龙津浮桥，自沉于河”，袖间大书曰：“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死同心，宁死厥身。一时迂事，千古夏人。”[2]江阴“诸生许用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不可薙！’”后江阴城破，“许用亦合室自焚。”[3]常熟诸生徐怿“薙发令至，服布袍，别亲族，题壁曰：‘不欲立名垂后代，但求靖节答先朝。’夜半自缢。”[4]在江苏人民喊出“头可断，发不可薙”口号的同时，清军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5]的暴力手段强推薙发令，制造了“扬州十日”等惨案。经过清初一场“留头不留发”和“留发不留头”的抗争，男子薙发蓄辫成了满清统治中国的重要象征。

清初，剃头令规定：头顶只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清初满人皆此风俗：头顶只有金钱大小一片头发，蓄做手指粗细的小辫子，须得能穿过清铜钱的方孔才算合格。从清乾隆年间来中国的外国人的画作中可以看到这种辫子的形式。乾隆后期，头顶着发的部位虽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有四或五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面积，蓄发数量明显增加。清代嘉庆以后的男子发式逐步演变为将顶发四周边缘只剃去寸许，而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辫子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或称发辫。这种辫子也是我们从电视上看到，可以说是很熟悉的，但也常会把这种辫子当成清代统一的样式，其实这不过是清后期男子辫子的样式而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衰败，革命党人以“剪辫”为手段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推翻清廷统治。1900年7月，《苏报》主笔章太炎在上海张园参加有80余社会名流的集会，会上准备以上海为基地，武汉为前线，湖广为策应，组织南方军队，北上拘押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营救出来，然后推翻满清，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参加者有退隐的高官文廷式、马相伯，有曾国藩的大幕僚容闳，还有知名学者严复等。会上，章太炎激昂慷慨，表示要彻底反满，不与光绪皇帝共戴一天，并“剪辫断发”，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据考证，这是中国文人在中国本土剪下的第一根辫子。[6]章太炎为表示决心，专门写了篇古色古香又颇具理论深度的《解辫发》一文。由于他在知识界和社会上的影响，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了清末剪辫风潮的宣言书。

1906年7月30日，《大公报》以“剪发易服议”为题，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剪发易服为世界大势所趋，是国家自强的必须，极力推崇欧美发式和服饰。“吾国之所以未能与世界帝国相平等者，……实以剪发易服未断行。……当英破吴淞攻塘沽联兵烧我圆明园，此已宜除成见、振作奋发、剪发易服以图自强”；不剪易“一碍于卫生，一妨于实业……一阻于尚武”；剪发易服之利，一在“振国民之精神”，一在“息列邦之窥伺”。[7]1909年《东方杂志》上的《游美略说》称：“来美者必须于上海剪发改装，在船及入境，一切始便”。[8]1910年上海《民立报》发表《总办耻作拖尾奴》、《剪去烦恼根》、《剪辫议之复活》、《学生立志剪辫子》、《辫发之死刑将近》、《剪发有先后之分》等多篇关于剪辫文章，[9]剪辫问题逐步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在风气最为开通的上海。

1911年1月15日，由前刑部侍郎，出使美、秘、墨、古大臣伍廷芳发起，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剪辫大会。《大公报》报道：“赴会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午后聚集已逾二万余人。”会场“中设高台，旁列义务剪发处，理发匠十数人操刀待割。其时但闻拍掌声，叫好声，剪刀声，光头人相互道贺声，剪辫者有千余人。园主叔和观察谓：‘自开园以来,未有如斯之盛况’……计二小时间，当场剪发者已得三百余人。”[10]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起义或独立，同时下达剪发令。江苏地区光复后，迅速掀起了剪辫浪潮。从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迅速向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发展。远在苏北的沭阳一带就有“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的民谣，剪辫在无形中成为与清政府决裂、赞同革命与否的一个政治标志。

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陈其美立即剪掉了辫子，并张贴剪辫告示，明令“自汉起义，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11]于是上海形成剪辫高潮。之后，“光复实行剪辫团”、“义务剪辫团”等团体纷纷成立。革命者在大东门、火神门、小南门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