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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长恨歌》的理性化叙述策略

一

王安忆曾经坦言,《长恨歌》的目标是写出一个城市的故

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实际上写

的却是一个女人的命运。对于历史的叙述,传统的、主流的叙

述模式通常是从大题材、大主题入手展开的宏大叙事。《长

恨歌》则集中体现了王安忆执著于个人与历史对话的孤独姿

态。对上海的历史书写,王安忆从女性相对完整的生活史入手,

叙述了一位游离于政治中心的之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

的长达40年的生活经历。以她们的琐屑的日常生活为载体,

力图将平庸琐屑与深广心灵进行融合,凭借自己内心的精神

底蕴来着叙写具象的生活形态,通过用时代和历史作为底子

写出日常生活的坚韧性、精致和不动声色的平常性以及富有

人性的审美性,找出那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日久不变的东西。

这种见微知著的角度既超越了女性文学常见的风花雪月,也

是任何男性作家无法想像、无法模仿的,同时也是王安忆女性

意识诉诸于叙事策略的一个重要表现。

进入90年代后,王安忆的创作态度趋向冷静、客观,她总

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平静且淡泊地讲述他人的悲欢离合,心

中纵有惊涛万丈,也只是坐看潮起潮落。但在表面的节制下,

王安忆却又始终贯注以饱满的激情,读者能感觉到她对生活

的热情和思考,与风行一时的“零度叙事”绝不相同。但是文

本的叙述立场始终是置身事外,叙述者是以一种已知全部细

枝末节和事件来龙去脉的态度讲述故事,冷静而沉着地娓娓

道来。王安忆用此“极具个人色彩的叙述方式,以一种俯临的

视角创造了一个个具有特定情感氛围的文本世界。在这个世

界中,人物对话是以叙述来处理的,任何景物都被演化为叙述

的存在,画面是由叙述来传递的,而不是直接展现,时间和空间

的秩序也以叙述的条件为原则。

二

主人公王琦瑶是一个上海弄堂里到处可见的普通女性,

她的一生是由无数琐碎小事堆砌起来的人生图景。一个上海

弄堂里的贫民女儿,小家碧玉似的女子,却阴差阳错侥幸当上

了名噪一时的“上海小姐”,又因为“上海小姐”的光环被政

界要人李主任包养,住进了豪华的爱丽丝公寓。谁料世事变迁,

李主任飞机失事遇难,王琦瑶的期待变成虚幻。无所依傍的她

从天堂重跌凡间,但她依然好好地活着。从爱丽丝公寓到平安

里,变得只是环境,不变的是女人的柔韧性,在清苦寂寥的生活

中,她依然有耐性地活着。箱里旧日的好衣服又慢慢翻出来穿,

还开始化妆,往昔的美丽一点一点地收回。那些走进她生活的

男人:李主任、阿二、康明逊、萨沙、陈先生、老克腊,无论

是谁,终是虚幻,她的心一次次交付出去又一次次落空,传统女

性视为生命动力的家,她一直无法拥有。但王琦瑶的生命并没

有因此而黯淡,在变幻莫测的世俗日子里,她深刻悟到,“人都

只有一生,谁是该为谁垫底呢”,只有自己救自己。弄堂外是

翻江倒海、风云变幻的革命浪潮和政治运动,而王琦瑶却守着

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每日做几碟小菜,备几样点心,拾掇得陋室

窗明几净,日复一日、一点一滴地把日子冷静平和地过下去。

风雨飘摇的解放前夕,高歌猛进的五十年代,惊人魂魄的文革,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在王琦瑶的举手投

足间悄悄流逝。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王琦瑶以上海女人的精

明过着精致、优雅、小心翼翼的生活。这里没有回避,没有掩

饰,没有曲解,没有忽略,没有小中见大”的企图,有的是“绵里

藏针”的女性的柔韧,女性的趣味,女性的灵巧。

在叙述王琦瑶一生的同时,上海弄堂里的陈谷子烂芝麻

也在作者笔下徐徐地搬弄出来。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看,传统经

典叙述应当是繁简得当的,精到的,动态的。而从《长恨歌》

中弄堂、流言、闺阁、邬桥、外婆、阿二、平安里、熟客、

牌友、下午茶等小节标题可以看出,对这些环境的描写是凝滞

而冗长的。小说叙事是闲散的,繁复的,絮叨的,静态的。

“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它难免是自甘下

贱的。它是阴沟里的水,被人使用过,污染过。它是理不直气

不壮,只能背地里窃窃喳喳的那种。它是没有责任感,不承担

后果的,所以它边有些随心所欲,如水漫流。它均是经不起推

敲的。它有些像语言的垃圾,不过,垃圾里有时也可淘出真货

色的。它们是那些正经话的作了废的边角料,老黄也片,米里

边的稗子。它们往往有着不怎么正经的面目,坏事多,好事少,

不干净,是个腌渣货。”这是女人的讲述方式,不紧不慢、不温

不火。

“邬桥吃的米,是一颗颗碾去壳,筛去糠,淘米箩里淘干净。

邬桥用的柴,也是一根根斫细斫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