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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摘要：中国古代微妙的君臣关系，君有君的驭臣之术，臣有臣的弄君之术，

千百年来这两术都在斗争中不断发展，日臻完善。君臣之间势力此消彼长，不过

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争夺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君臣；权术；制约

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是开放的，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对待的关系。孔子说：

“君对臣以礼相待，臣为君做事尽忠。”孔子时代的“忠”是诚信的意思。孔子

说：“为朋友谋划能不尽忠吗？”臣对君的忠心，与为朋友的尽忠没有什么不

同。鲁穆公问子思：“什么样的人是忠臣？”子思回答：“经常指出国君缺点的

人，可以称为忠臣。”这里臣对君的忠表现为谏诤。所以唐朝的魏征说，希望做

良臣，而不要做忠臣。因为忠臣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君主也会因此而落个骂名。

后来，“忠”的涵义逐渐变化，变成了在下者对在上者的诚信态度，忠言就不再

逆耳，而是悦耳了。清朝人钱大昕说：“后人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殉国者

为忠，而忠的含义就狭隘了。”现在我们理解的忠，意义就很狭隘，这种狭隘的

君臣意识渗透在中国人的上下级人际关系中。

春秋时期，以及之后的战国时期，君臣关系是一种松散形式的结合。在战国

群雄争霸形势的逼迫下，各国君主莫不求贤若渴，连比较弱小的燕国君主燕昭王

也筑黄金台求贤臣。郭隗先生以四类君臣关系供他选择：“帝者与师处，王者

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帝者与师处”，君臣是辅政王与君主的关

系；“王者与友处”，君臣是朋友关系；“霸者与臣处”，君臣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亡国与役处”，君主役使臣子如奴才，君臣是主奴关系。在前两种情况下，君

臣是合作的关系，是儒家所提倡的。在中国历史上，这四种君臣关系始终是并存

的，并没有一种单纯的形式。

《战国策》中有《君臣之道，恩义为报》：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

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

臣视君如寇仇。”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

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

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

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

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所谓投桃报李，士为知己者死。又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贤明的君主

总是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待臣下如手足，臣下必把君主当腹心，以死相报。比如

说刘皇叔用关羽、张飞、诸葛亮，至今传为美谈。其实，何止君王用臣下如此，

现代的用人之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互相尊重，

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一尺。不然的话，反目成仇，两败俱伤，也就君不君，臣不

臣；领导不领导，被领导不被领导了。

汉初中国儒家君臣之道达到最完善的时期。相权崇高，所谓“屈君以申臣”，

如丞相进殿，皇帝要站起来迎接，皇帝路遇丞相，要下车，等丞相走过以后再上

车。遇国家大事，皇帝一定要去朝廷与丞相商量，然后才能决定。丞相对皇帝的

命令可以拒绝。唐代，三省分权与政事堂制度对皇权的约束作用也很大。这些都

是儒家君臣之道的表现。

一般来说，在君臣关系中，前三种君臣关系的成分都很不足，而第四种君臣

关系的成分则太充分。原始儒家没有找出什么好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孟子主

张以德抗爵(权)，或以戚贵之卿易昏君之位，但实行起来有很大困难。儒家的臣

道即使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也会因帝王的压制，而被人们所忽视。

在君臣之间的关系中，君无疑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君贵臣贱如父尊子卑，

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有其君亦必有其臣。有什么样的皇帝，就

有什么样的宰相和大臣。为臣者有“责难于君”的责任。孟子说：“责难于君

主的行为，称之为恭，向君主陈述善言防避邪念称之为敬。以为君主不能为善的

人臣，就称之为贼臣。”为臣之道，古人有所谓“难进而易退”的说法。因为如

果完全按照儒家为臣的原则去行事，真正的清官就很难做到一、二品大僚，更不

要说得到宰相的高位。

古人有“君不君，则臣不臣”的说法。“不臣”又如何呢?以“汤武革命”的

形式替天行道是儒家提倡的，叫做“宪章文武”。但是“君不君，则臣不臣”更

普遍的表现形式却是法家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贪官与昏君的关系尤其

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与役处”是常态，然而也并不都会亡国，如果没有严

重的外部威胁或人民没有力量推翻朝廷，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