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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

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45年成立。六十多年来，联合国不断成长，在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了人类和平与繁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组织也不断得到扩大，影响不断增加。截止到2009年，联合国共有192个会员国，是当代由主权国家组成、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包括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中国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承担有重要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历程却是曲折坎坷的。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是第四届联大召开之际。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经过立法程序否认了国民党集团代表中国出席联大的资格。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正式通知联合国：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已经不能代表中国，应该取消他们继续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虽然苏联和印度等国家在联合国也提出提案，支持中国的立场，但由于主要来自美国方面的反对和阻挠，这些提案没有得到通过。

1950年9月，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大通过决议，成立一个“中国代表权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在做出结论之前，仍然允许“中华民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抗美援朝爆发后，该委员会向联大提出报告称，在目前情况下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不能做出任何建议。1951年第六届联大据此通过决议，“延期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随着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特别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提高，美国再要操纵联合国拒绝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越来越困难。1960年第十五届联大表决美国提案时，42票赞成，34票反对，22票弃权，美国提案仅以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议题。美国知道阻止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作法已经行不通了，但为了能够继续阻挠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变换了伎俩，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一个“重要问题”，须要由联大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

1971年7月，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个国家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要求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26届联大议程，并向大会提出决议草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71年10月18日到25日，第26届联大专题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美日代表采取各种手段对所有能够施加影响的国家代表做工作，希望他们能支持美日等国的提案，甚至试图在程序上推迟表决时间，以便拉拢更多的国家，或提出把“双重代表权”的提案放到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的前面表决等等，但结果都失败了。25日，联大首先表决美日等国提出的驱逐蒋介石集团是“重要问题”的提案，结果以55票赞同（包括蒋介石集团的一票），59票反对，15票弃权，遭到了否决。接着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和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提案。期间，联合提案国从原来的18个增加到23个。结果以76票赞同，35票反对，17票弃权压倒多数通过了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决议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由于以上两项提案表决的结果，“双重代表权”的提案没有付诸表决就夭折了。

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联合国事务，为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谋求福利。1973年,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第三次海洋法大会，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在领海、专属经济区、海峡、大陆架、国际海底资源的开发等方面的提案,最终促成新海洋法的通过。在1981年推选联合国秘书长的过程中，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中连续16次否决来自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的候选资格，支持坦桑尼亚外长萨利姆出任联合国秘书长，虽然没有成功，使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得以当选。

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稳健务实的姿态开展对联合国的外交。中国1980年开始参加联合国裁军会议，并提出积极和合理的建议。随后中国政府全面参与了联大六个主要机构（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和各主要委员会的工作动。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指出：中国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