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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六个克服”推动“第二个结合”

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作为“第二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和又一次思想解放。思想理论界对“第二个结合”反响强烈、积极回应，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大家普遍认为，“第二个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巩固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有利于把握文化安全主动权，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推动了人类文明交融共进。不过，在推进“第二个结合”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难点。只有克服克服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克服两者结合的难度、克服中华传统文化的复杂难解、克服两者结合面临的内外张力、克服两者结合过程的复杂艰巨、克服两者结合的人才隔阂等难题，才能有力推动“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

一、克服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但两者在时代背景、意识形态属性、精神气质、逻辑体系、方法路径等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给“第二个结合”带来不小难度。

（一）时代背景不同：马克思主义立足近代欧洲科技进步和启蒙精神，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是全球化工业化大背景下的产物，中华传统文化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较为内敛，主张“内圣外王”。两者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明显差异。

作为西学最前沿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特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鸦片战争失败，才使国人对科学技术重要性有痛切感受，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实现了从斥之为“奇技淫巧”到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的180°大转弯，而“赛先生”（科学）则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先进分子的鲜明旗帜，这反映了世界进步潮流。欧洲近代强调实验和逻辑的科学精神，而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决定精神，要求以集体实践方式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代表着欧洲科学精神的精华，更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轻视和匮乏的精神食粮。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有着多少种分支、流派或思想体系，都注重主体心性或精神，强调内省、顿悟，过于强调伦理教化、德行修养的主动性或积极作用，具有心性智慧的特质，即“内圣外王”，缺乏区分主体客体的哲学思想，不重物我之分，忽视科学技术，缺乏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心；中国统治者注意力总放在宗法等级及其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上，即对人的治理上，久而久之，形成了服务于专制统治的道统体系，在两千多年的强化后，根深蒂固。这方面李大钊、钱穆等名家都有过论述。李大钊指出，中国两千年来的农业经济组织和大家族制度，产生了孔子儒家“忠”“孝”“节”等纲常名教和专制主义政治，“君主专制主义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钱穆重视马克思主义，认真比较了中西文化差异，结论却是：仁是心性之内核,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创造了人类文化这一长生命,仁心缔造了文化的历史向度；并认为，唯物史观着眼于“物”，见“物”不见“人”，无法彰显“人”的价值，正是因为以“唯物”眼光看待问题，导致了很多社会弊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唯物”的西方文化不适合“心物一体”的中华传统。固然，钱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流于浅表化等缺陷，但唯物主义经由教条主义传入中国，定会扰乱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进而折损其推动民族化历程中的超越性、创造性和理想性维度，而钱穆正是基于捍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场才进行了上述“自卫式”反击。事实上，真正促成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与其说是“物质”观念，还不如说是二者对“社会、革命、实践”原则的共同认同。虽然钱穆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与马克思本人原意(“学术”马克思主义)有出入，但不能否认，这种出入与通行版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关系。对此，一定要缩小“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学术”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差距，让思想文化宣传与科研、实践保持高度一致且良性互动，否则，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容易流于口头，导致“两张皮”，即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那一套，严重损害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这启示我们：既要高度重视高新科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又要注重内心世界精神文明等上层建筑的革新完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积极构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把握历史主动。

（二）意识形态方法论差异：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重视阶级斗争，反对脱离具体阶级、抽象的爱恨情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其维护的传统专制制度，总是存在千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