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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画面江姐绣红旗竟是虚构

红旗竟出自男囚之手

虽只是一部小说，但《红岩》以其前后上千万册的发行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甚至被很多人当成动人的真实历史在传播。

不少人可能还记得小说中“江姐”带领姐妹绣红旗生动的情节，并为之深深感动。然而，在何建明与历华合著的报告纪实文学《忠诚与背叛》里，作者提出，“江姐”绣红旗的情节是虚构的，是《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把男囚们“绣红旗”的故事，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真实的情况是，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重庆白公馆后，第一个得到消息的罗广斌激动不已。在耐着性子挨完了平时非常难得的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后，他急忙赶回牢房中把消息告诉大家。难友们随即兴奋得像孩子一样又蹦又跳，低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他们当晚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便围坐在一起讨论国旗的样子、形状。罗广斌提出做一面五星红旗，到时候扛着这面国旗冲出牢房。于是，他扯下自己的红花被面，陈然则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衫做五星。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五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应该是白色，并一致认为应当把五星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由于牢房条件极差，大家只能用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当剪刀，用剩饭当糨糊，经过通宵奋战，完成了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他们围着红旗又是跳又是轻声低唱。然后，他们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罗广斌还一气呵成了一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

重庆解放的第三天，众人在罗广斌的带领下，重新回到白公馆，在木板里取出了这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后来交给了党组织，至今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江姐”实为许多革命者的“综合体”

而关于红旗的故事，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根据对“江姐”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被太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一次次进行渲染，其中真实的一面则被放在了一边。根据作者在书里的考证，事实上江竹筠的经历与“江姐”的故事出入很大，“江姐”实质上是许多革命者的一个综合体，只是隨着时光的流转，她早已被世人提炼成一种“江姐精神”，而不再是一个血肉之躯。《忠诚与背叛》直言不讳地指出，“江姐”的原型是李青林，因为她的经历和狱中所受到的磨难相同，她其实就是小说中的“江姐”。

李青林是整个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刑最重的一个女共产党员，同时还是狱中职务最高的女党员。被捕前她是万县中心县县委书记，“江姐”江竹筠则是她的下级。李青林自幼性格刚毅倔强，嫉恶如仇，特务们用尽办法也未能从她嘴里得到半点消息。《红岩》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敌人给“江姐”用刑，用尖利的竹扦钉进“江姐”的十指。然而《忠诚与背叛》对此提出了更正，江竹筠并没有受过此刑，真正受此刑的人应该是李青林。

在狱中，李青林以身作则，以一名党内“大姐”的身份鼓励着年轻的同志。由于敌人的残酷折磨，李青林在狱中常生病卧床不起。她沉静，说话不多，但出言就很有分量。同志们尊敬、照顾她，打饭、倒马桶都不要她轮值。腿脚不方便的她，就坐着照看婴儿与伤者，为难友们缝缝补补，将友情与温情传递到难友中间，深得同志们的喜爱。

当然，作为在渣滓洞关押的犯人，江竹筠同样经受了夹竹筷子、上老虎凳等酷刑，并常常痛得昏死过去。《忠诚与背叛》中还原了“江姐”真实的人生故事：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的确在四川奉节的城楼上看到了丈夫彭咏梧被杀害后的人头；她在平时的确喜欢穿一件蓝色旗袍，1948年1月初，在她离开当时的革命暴动中心奉节县青莲乡时，由两位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战士装扮成轿夫，抬着离开时就是这身打扮；在江竹筠与彭咏梧正式被组织批准结婚之前，他们只是由于工作关系假扮夫妻，而此前彭咏梧与妻子谭正伦（一说谭正烈）育有一子，且尚未离婚。在彭咏梧和江竹筠牺牲后，正是谭正伦以超凡的包容和大爱养育了江竹筠的儿子彭云。

《红岩》并非真实历史

在阅读《红岩》的时候，很多人忽略了它本身是一部小说，几十年来，《红岩》已经被人们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作为报告文学的《忠诚与背叛》出发点，则是沿着小说的脉络对历史进行还原。随着白公馆与渣滓洞历史档案的细节越来越多地被公布于世，人们不难发现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里面发生的关于“忠诚”与“背叛”的故事，远远超过小说《红岩》的精彩与深邃，更加生动与悲壮。

《红岩》里的叛徒人物甫志高，其形象同样深入人心。但历史上并没有甫志高其人，他的形象实际上是好几个叛徒的形象综合而成。《忠诚与背叛》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当年的叛徒出卖导致组织遭受破坏的经过，令人震惊的是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在当时居然都成为叛徒。刘国定后来竟然还靠出卖有功当上了军统中校。冉益智在被捕前给党内同志的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却在被捕的第一天就叛变了。由于他的叛变，刘国志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或被杀害。

1949年10月28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