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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博弈下中国家族企业嬗变研究（1840~1997)

家族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对各国经济贡献巨大,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家族企业重要贡献相比,“富不过三代”是大部分家族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严重。从经济史学的独特视角,采用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历史与比较分析相结合以及归纳与演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构建家族企业演化博弈分析框架,划分中国家族企业三种类型,在近代以来160年中国家族企业流变分析的基础上,对以聂氏家族为代表的未完全演化家族企业、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间断性完全演化家族企业、以冯氏家族为代表的连续性完全演化家族企业分析后得出：制度的干预对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外部影响是巨大的,创造一个无干预宽松的社会环境,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政治因素是柄“双刃剑”,对于中国家族企业而言,若想保持长期而稳健的发展,前提是必须与政治当权势力保持定距离,可以适当利用这些关系,但绝不能对其保持依赖；越依赖外部资源的家族企业,越不能经受环境变迁的考验,越是能从企业内部挖掘搜寻创新动力的家族企业,发展会越好；在具有家族化、政治寻租、战略转移、控权集中以及优化传承五个方面认知的基础上,形成更多有利于家族企业快速发展的新认知模式,对于家族企业长期健康延续和传承有重要意义。论文创造性的构建了中国家族企业内外部博弈的分析模式,重新划分了中国家族企业的类型；梳理归纳了近代以来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历程,形成了中国家族企业史的三阶段表述。

为家族企业研究构建了一个新经济史学的解释框架,对于中国家族企业延续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论文由三个大的部分构成,分别是绪论、主体和结论。其中绪论是第一章,主体包括第二到第七章,结论是第八章。绪论部分包括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述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

主体部分包括论文的理论基础、理论分析框架、中国家族企业流变分析以及对三个家族为代表的三种类型家族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其中：理论基础是第二章,主要强调论文理论分析框架的理论来源,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演化博弈理论和演化经济理论相结合,构建中国家族企业演化博弈研究的假设和机制,为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理论分析框架是第三章,构建中国家族企业演化博弈分析框架,定义相关概念,并对中国家族企业种类进行划分,甄选每个类别典型家族企业代表,为之后的研究做好准备。中国家族企业流变分析是第四章,

主要对近代以来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史进行梳理。

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分别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形成阶段(1840—1926)、动荡阶段(1927—1948)和转折阶段(1949—1997)。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家族企业经历了三个较为相似的由“抑”到“扬”的发展轨迹,三个“抑”都是制度因素造成,其中第一个是传统社会文化形成,第二个是民国时期经济政策“与民争利”的结果,第三个发生在新中国成立时期对中国家族企业造成的影响最大；三个“扬”中的第一个在晚清时期是历史推动自然形成,第二个在民国抗战时期由于抗战没有完全展开,第三个是民族意识觉醒后的制度导致。对三个家族为代表的三种类型家族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是第五、六、七章。第五章是对以聂氏家族为代表的未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对聂氏家族企业发展历程剖析、相关各方博弈分析以及演化分析后得出,聂氏家族企业中家族更多的在与外部政治当权者和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虽然形成家族化和政治寻租的认知模式,作为未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代表最终走向灭亡。第六章是对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间断性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通过对荣氏家族发展历程剖析、相关各方博弈分析以及演化分析后得出,荣氏家族企业中家族主要在与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部分与家族内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形成家族化、控权集中、政治寻租以及战略转移的新认知模式,作为间断性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代表,发展过程中有过一段不连续的过程,但家族企业能够延续和发展；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家族企业中还具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属于未完全演化和连续性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过渡阶段,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变成未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第七章是对以冯氏家族企业为代表的连续性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对冯氏家族企业发展历程剖析、相关各方博弈分析以及演化分析后得出,冯氏家族企业中更多的是家族传承者与家族内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也有家族与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形成了家族化、战略转移、政治寻租、控权集中以及优化传承的新认知模式,作为连续性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代表正在健康的延续和传承。结论部分包括外部环境变迁对中国家族企业演化延续的影响分析,以聂氏、荣氏和冯氏为代表的三种类型家族企业演化博弈分析的总结,以及对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