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地权调整下农民工的地权认知与家庭城镇落户意愿_WORD.docxVI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农地三权分置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研究”（编号：19YJC840017）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城乡融合进程中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行动研究”（编号：2662020WFPY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新一轮地权调整下农民工的地权认知与家庭城镇落户意愿*

李飞

［摘要］新型城镇化以来，国家进行了新一轮地权调整，逐步确立了进城落户农民“保留农地、有偿退出”的地权新政。研究发现：农民工家庭城镇落户意愿偏低；新一轮地权调整后，农民工的地权认知呈现模糊与矛盾的特征；在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双重支配下，只有那些相信进城落户可以长期保留农地，农村户口不再是农地保留的资格条件，以及退出农地能够获得合理补偿的农民工，其家庭成员才更有可能从不愿意城镇落户转变为愿意城镇落户；在进行是部分家人落户还是全家都落户的选择时，农民工重点考虑能否确保农地保留资格，以及在丧失资格时能否获得合理的农地退出补偿。总的看，新一轮地权调整下农民工的态度呈现出模糊的地权认知与理性的落户决策的特征，进一步明晰进城落户农民的农地权利边界，制定合理的农地退出补偿机制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要件。

［关键词］农民工地权调整城镇落户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70（2023）-12-0021（11）

［作者］李飞副教授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随着新时代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大力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3.89%、45.4%，比2012年分别增长了约11个和10个百分点。但正如国家发改委《“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2022年）所指出，我国城镇化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户籍制度改革及其配套政策尚未全面落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应在2020年缩小约2个百分点，但实际两者的差距仅从2014年的18.9个百分点降到2020年的18.5个百分点，并未实现预期目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速缓慢相对应的是，新型城镇化以来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整体呈下降趋势，除大城市农民工在居住地的落户意愿相对较高外，不落户成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的主动性选择。〔1〕除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同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有待提升等制约因素之外，农村土地是制约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2022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以期实现到2025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的目标。因此，深入分析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城镇落户的影响机制，考察户籍制度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人口迁移学术史，学界对乡城迁移的研究主要从结构和行动两个层面展开，中心议题是探析在城乡社会结构的促动与约束下，农民工基于何种理性做出是否迁移的决策。归纳起来，研究呈现三个方面特征与趋势。首先，从分析单位看，由个人转向家庭。无论是劳动经济学理论，〔2〕还是社会学基于性别角色的家庭化迁移分析，〔3〕都意识到现实中不论是个体迁移，还是家庭迁移，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决策，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分析家庭迁移决策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其次，从结构因素看，由聚焦劳动力市场因素转向更为宏观的经济社会乃至现代性本身。如早期Todaro的劳动力迁移模型等经济学视角的分析主要聚焦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对迁移的影响；〔4〕后期移民网络理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等转向移民构建起的社会网络、移民亚文化等对迁移的影响；〔5〕最近的流动的现代性理论则认为，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农民工深切地体验到就业市场、社会保障、社会资本、城市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些风险体验形塑了农民工不确定性的乡城迁移态度以及非永久迁移的行动选择。〔6〕再次，从个体（家庭）的行动逻辑看，由聚焦经济理性转向更多元的社会理性视角。早期研究主要基于经济理性的逻辑，分析个体（家庭）如何从经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做出迁移决策，〔7〕后来的研究则意识到迁移尤其是永久迁移并非只受经济理性支配，同时还受社会理性的支配。社会理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社会融入视角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的转变对其永久迁移具有显著影响；〔8〕〔9〕生存理性视角的分析认为在风险社会的约束下，农民工非永久迁移是生存理性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