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 票号 银行.docxVIP

第PAGE页共NUMPAGES页

钱庄票号银行

国人从什么时候进入到买空卖空的证券交易中，以致或喜不胜收或悬梁溺水，这恐怕要归因于世道不古的近代。近代出现了银行。1845年，英国人在广州开设丽如银行，成为华夏大地上第一家外国银行。

“银”为货币主体，“行”为店铺之大者。用传统士绅的眼光看，银行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唐代有金银行，元代有银行，大清康熙年间有广东银行会馆。但这些“银行”是对银钱业或商号笼而统之的称呼，与近代金融业的主体银行根本不能等同视之。然而这一源自“蛮夷”、音译为“版克”（bank）的新行业，却因此有了中文名称，首次出现在1858年香港版《智环启蒙塾课初步》里。

不过，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依然只有土生土长的钱庄、票号、典当和官银钱号，没有自己的银行。

长期的自然经济，使重农轻商、重本轻末的观念，在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即便以末致富，也要广置田产，“用本守之”。人们宁可窖藏银钱，也不存钱滋息，放钱生利。即使行商之辈，有时明知路途险恶，也只能背着大包的银子长途跋涉。就连钱庄、票号之类，也只是到了明清之际，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才应运而生的。

钱庄俗称买钱卖钱的“钱店”，是由兑换店蜕化而来，渐至兼营存放汇兑。一般是小本经营，却能够遍布大小城镇、穷乡僻壤。且昼夜营业，没有周末之类休息，商民惠顾十分便利。

票号主要经营异地存取的汇兑业务，其中以山西票号闻名遐迩。因为晋商多钱善贾，财大气粗。光绪年间是票号的黄金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慈禧携光绪皇帝西逃，途经山西祁县，驻跸在大德通票号。因行色仓皇，一行人银钱衣食十分缺乏，全赖票号给予大力资助，清室对此大为赏识。动乱之后，朝廷对票号倍加信任，岁入款项大都存入其中，于是，票号开始代理国库，从此热火朝天，一发不可收拾。

票号的最大特点在于与朝廷和官府千丝万缕的关系。票号依朝廷为政治靠山，朝廷依票号为财政支柱。它承汇清廷卖官鬻爵的捐款，承办京饷汇兑，对政府借垫款项，筹借外债。票号股东亦捐买官职，并对各级官员分等行贿，逢年过节请客送礼。官吏更把搜刮来的膏脂存进票号，票号代守秘密，逃避查抄处分，成为不义之财的保险箱。尽管官款存放是不给利息的，私人存款也是低息，但由于票号信用卓著、汇兑灵通，使得北起蒙疆、南至闽粤、西起川康、东临海滨的重要城镇、商埠和码头，无不遍布票号的通汇点。

银行的出现对于已习惯于钱庄、票号的国人来说可谓三分怪诞七分累赘。银行抵押借款要求出具担保，有保证人，还要填写文书签字盖章。与钱庄的灵便、重人情和票号的信用相比，不但繁琐、刻板，简直苛酷，甚至可疑。于是，“蛮夷”乘隙插足。

1865年3月，英国“香港上海银行”正式成立，总行设在香港。它的中文名字是汇丰银行，意为“汇款丰富”，与中国商界的“财源茂盛达三江”异曲同工。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它独家保管中国所有的关税和盐税收入。尔后，日本、法国、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荷兰也纷纷在华设分行。它们在中国金融、财政界的地位如同太上皇，政府及官僚地主的存款非但得不到利息，反而要付给手续费。这些外来当家的“财神”发行的钞票在国内通行无阻，备受青睐。他们还组成“银行团”，协调一致地实行“共管”。

1895年甲午战败，朝野上下一片维新变法的呼声。开办银行作为变法自强的内容之一，逐渐成为维新志士的共识。当时，“断龙脉”“坏风水”的铁路已经铺设开来，“洋务”方兴未艾，设立银行的建议不是很敏感，因此没有遇到破坏祖宗成法之类的责难和阻挠。

1897年5月，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其后相继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等地设立分行。

中国通商银行的倡办人盛宣怀，当时是督办铁路事务大臣。该行设立直接原因就是官办铁路的需要和政府财政的困窘。盛宣怀多次上奏朝廷，说明开设银行可以吸收社会资金，为修筑铁路广招商股、仿借国债，同时避免洋人插手。在它起初的350万两资本中，250万两募自商民，100万两借自大清户部。本来“奉特旨设立”，拟作为政府银行，因张之洞反对而改为商办。但它拥有发行钞票、铸造银币和存解官款的特权，因此它的英文名称译为“中华帝国银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该行创设不久，法、奥两国循声而来，提出合办。盛宣怀知其用意，“婉词拒绝”说：中国身为主人，时至今日才这么一家银行，总要给留点面子吧。由于列强之间明争暗斗，法奥一时无从下口，这初生的宝贝才免遭吞并。

中国通商银行是在仿行西法的声浪中诞生的，它的内部制度也按着英国汇丰银行照葫芦画瓢。盛宣怀独揽业务经营、股权变动和用人大权，在他之下最具权威的管理人员，是他聘任的“洋大班”（洋经理）。各重要口岸的分行大班也由洋人担任。银行发行钞票，正面用英文，须经洋大班在上面签上大名方能生效。更有甚者，总行的帐册、簿据等全部要用英文记载。它在金融界形单影只，资金融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