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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唐宋《衣服令》对比研究——以皇帝冠服为例

摘要:?《衣服令》是古代一种规范冠服制度的重要法律，是反映某一历史时期服饰制度最真实的记载。目前，不论是法学界还是服装史学界，对《衣服令》的研究并不多，唐、宋《衣服令》的联系还不甚明晰。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对比研究法，通过对唐、宋《衣服令》的比较，分析了唐、宋两代服饰制度的相承性和差异性，认为历史的演变导致不同朝代政治形势的不同，以及当朝不同政治势力对“礼”的解释权的争夺是二者存在异同的两大原因。明确唐、宋六百多年间服饰制度的演变情况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内在关联，进而把握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脉络。

研究背景

经过南北朝和隋代的多次修订，“令”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在唐宋时期达到最高峰。唐朝形成的“律、令、格、式”法律体系，规范着国家的大小事务。唐代中后期，“敕”的地位上升，使得“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发生了变化，到宋代神宗时期形成了“敕、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令”仍是宋代法律体系的主干。《衣服令》作为《令》的篇目之一，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当时的服饰制度。无论从完整性还是严谨性方面，唐、宋《衣服令》都堪称精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国外，仁井天陞[1]根据沿袭唐代《永徽令》的《日本养老令》及其他中日史料典籍，完成了《唐令拾遗》，其中复原唐代《衣服令》66条，随后又完成了《唐令拾遗补》[2]，为唐《衣服令》增补了8条，其研究结果影响深远。在国内，吕丽[3]分析了古代冠服制度与礼仪和法制的关系，阐述了冠服制度与礼仪法律的关系问题，但没有研究冠服制度与令典之间的联系。郑显文等[4]梳理了从夏商时期到清朝关于服饰形制的法律规定，其中提到了宋代《衣服令》的一些内容。倪晨辉[5]对宋代《衣服令》进行了复原研究，梳理了宋《衣服令》几次修订的内容。本文分析了唐、宋《衣服令》的特点，探究其异同及异同产生的原因。

唐、宋《衣服令》的特点

皇帝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身份至尊贵至显耀，其服饰自然也是集大成之作。皇帝服饰种类多样，礼数周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着装。历代《舆服志》等相关文献典籍和文书法令关于皇帝服饰的记述是最详细、丰富的，《衣服令》也不例外。由于内容繁多，篇幅有限，因此本文选取记载最为详实的皇帝冠服为例，对《衣服令》进行比较，并从从令文颁行、服饰种类和服饰规制来阐述唐、宋《衣服令》的特点。

1.1令文颁行

唐代颁行的《衣服令》有四令，分别为《武德令》《永徽令》《开元七年令》和《开元二十五年令》[1]。在颁行时间上，各令时间差距不同，以《永徽令》和《开元七年令》差距最大，为68年，开元二令相距最小，为18年。在令文修订上，唐代皇帝冠服修订幅度小。皇帝大裘冕在四令中规制皆相同，白帢和翼善冠仅分别出现于前二令和后二令中，其余皇帝服饰则经由《武德令》修订成《开元令》后，开元二令的规制又相同。由此可见，唐代《衣服令》中皇帝冠服的内容较为稳定，变化小。

宋代颁行的《衣服令》目前已知有五令，分别为《淳化令》《天圣令》《元丰令》《政和六年令》和《乾道令》[5]。在颁行时间上，以第二和第三令、第四和第五令间隔最大，分别为55年和54年，淳化和天圣二令差距最小，为35年。在令文修订上，宋代皇帝冠服修订情形呈现近似“山”型，中间高两头低，即从宋初到北宋中期的修订幅度大，后又恢复回近似初始规定。宋五令皆有大裘冕的记载，其中淳化和天圣二令相同，其余三令皆有改动。而衮冕五令的记载都不相同，以《天圣令》的体例和内容修订最大。规定通天冠、绛纱袍的三令皆不相同，分别是《淳化令》《天圣令》和《政和六年令》。综上所述，宋代《衣服令》中皇帝冠服规制变化幅度大，每个令典或多或少都存在修订的情况。唐宋两代的令典汇总如表1所示。

表1令典汇总

Tab.1SummaryofLingcodes

1.2服饰种类

唐代皇帝服饰种类繁多，不同季节和场合的服用不尽相同。《衣服令》共记载有14种，分别是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绣(絺)冕、玄冕、通天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帢、翼善冠[1]。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绣(絺)冕、玄冕属于祭服；通天冠、弁服为朝服；武弁、黑介帻、平巾帻、翼善冠为常服；余下白纱帽、白帢，白纱帽为皇帝宴见宾客之服，白帢为大臣逝世时所服。

《宋史·舆服志》有云:“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三曰通天冠、绛纱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七曰御阅服。”[6]但根据已知的宋《衣服令》，有记载的皇帝冠服仅有大裘冕、衮冕、通天冠3种[5]，即祭服和朝服两类，数量少于唐代。

1.3服饰规制

唐代的皇帝服饰规制基本沿袭隋制，变化幅度小，中规中矩。大裘冕没有修订变化，服色和样式相同，都符合历代传统。衮冕与通天冠的修订仅是内容表述的变化，实质上并无差别。

宋代的皇帝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