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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芝加哥”“大武汉”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

“武汉九省通衢，水路有长江汉水，铁路公路交叉云集，贯通东西南北，是全国的交通枢纽，来如行云，去如流水。这就是码头，读解了码头，我们才能读解码头文化，才能读解大武汉。”

说起一个城市的文化，当然要说说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城市最初的功能。武汉自古就是一个“大码头”。

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即盘龙城。春秋战国，武汉属楚，楚国多江河湖泊，水陆交通十分发达。武汉的行政建制，始于汉代，先有江夏(今武昌)、汉阳，再有天下名镇汉口。翻开一部唐诗，只要一写到武昌、汉阳或者汉口，诗人们不是“送别”，就是“晓泊”。而匆匆停靠之际，武汉给他们的印象，便是“残灯明夜市，晓色辨楼台”，“居杂商徙偏富裕，地多词客自风流”，一个繁华的商业闹市，一个“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水路码头。及至清初，汉口成为四大名镇之一1858年，汉口成为天津条约中的通商口岸，殖民主义者抓得最早、最紧的，就是辟航运，建码头千百年来，行政隶制虽分分合合，但城市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水陆交通之枢纽，商品集散之码头。

近代武汉码头

码头的功能就是集散和流通，而城市也就是集散和流通的产物。武汉城市的发展变迁，与武汉码头的兴衰流变息息相关。从古至今，武汉码头大约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内河经济时代大江经济时代海洋经济时代

从发展阶段和形态演变来看，武汉码头文化经历了长期的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传统码头文化是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彼此融合的产物，既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荆楚文化的特质，又烙印着近代西洋文化的痕迹。

武汉的码头形成了独特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武汉，影响了武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影响了武汉面对世界的表达。

码头文化积极面十分突出的：团结、鼓劲、大气、容忍、宽厚、创新等：其一，码头工人团结才有饭吃，扎成一把，喊起“号子”，脚步一致，不怕负重是其文化特点。码头工人特别能吃苦，非常勤劳勇敢；其二，码头工人要顶风雪、冒酷暑，不论价钱多少，货物必定上岸下船。这其中如果没有忍耐宽厚之心很难在码头立足。这又表现了武汉人很强的道德观；其三，码头幽默号子往往体现创新精神。不拘泥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礼教，民国时期武汉开男女混乘一车而不避嫌之先河就证明了这一点。敢于创新使武汉开创了全国多个第一：辛亥革命第一枪、万里长江第一桥、汉正长街第一市、全国沿江第一滩的等等。武汉市的城市精神很好地概括了以上内容：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崇尚文明，兼收并蓄。

传统武汉码头文化，建立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相表里，产生了不少文化劣根性，难以适应以专业化分工、产群化发展、集约化增长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种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封闭单向的思维方式?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逞强斗狠的竞争方式?你死我活的博弈方式?你争我夺的地盘意识?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打码头”的江湖习气?肤泛浮躁的文化心态

消极因素的成因分析一是自然因素。自然地理环境对区域文化在生成过程中形成的特征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地处两江之汇，使武汉既得水利优势，导致人们因不乏资源而产生易于满足、不思进取的文化心态；亦受水灾隐患，又造成人们只顾眼前，不计长远的消极意识。二是经济因素。武汉码头文化植根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浓厚的宗法思想、专制主义的把头管理，无不为其打上封建烙印。计划经济模式的思维惯性延续亦难以消退，阻碍了现代商业精神的形成和开放型文化体系的构建。三是社会因素。如果说自然因素只是影响文化形态的外在因素，那么人文社会环境便是规制文化走向的内在力量。传统武汉码头文化对人们行为模式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为缺乏文化认同感，近代汉口作为一个移民性商业都市，虽具有广泛的文化兼容性，但其文化根基不够深，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和文化档次有待提高，文化对经济、社会、环境、科技、制度的渗透和融合有待加强。尤其是在面临强势文化的进人时，没有深化自我文化认同，反而使本土文化浅显化，甚至产生某些低俗化倾向，导致不良文化偏向以及伴随而来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产生。

将武汉大码头文化融入文化产业发展之中为增强武汉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要把发展文化产业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升武汉大码头文化的内涵，弘扬文化精神，并将其融人到文化产业发展中，提升武汉、湖北的文化软实力。一是将武汉大码头文化的宣传融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之中，码头文化与文化旅游有天然亲缘关系，倡导大码头文化有利于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要扩展相关旅游线路，如长线是将武汉、宜昌、襄樊的长江码头、汉水码头串连一线；短线则与江滩观光、长江夜游、市内江湖联通游等项目链接，以相对成熟的线路和项目对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