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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莺莺和杜丽娘形象比较

教育科学学院 095应用心理学 孙超逸在我国古典戏剧文学中，有许多富有魅力的女子形象，崔莺莺和杜丽娘是其中比较光彩夺目的两个。崔莺莺和杜丽娘分别是《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主角,她们都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小就接受着严格正统的封建教育。她们通过自己对礼教的反叛，对爱情的追求，最终“有情的终成了眷属”。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她们追求爱情、幸福的方式也各异。本文就此分析、比较了崔莺莺和杜丽娘在反抗礼教、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异同，进而有助于我们了解两位女子形象所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意义。

一、崔莺莺、杜丽娘形象的相同点1、出身教育

崔莺莺和杜丽娘一个是相府的小姐，一个是南安太守的女儿。同样高贵的家庭出身，同样的美丽多情，同样有着高深的文艺修养。崔莺莺能诗善文，杜丽娘擅长丹青。但一个受到“治家严肃”的崔老夫人按照封建道德标准的严格管束，一个受到按照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严格训练出来的官僚父亲的严格管制，以致她们平时连闺房门都不能出。杜丽娘甚至在官衙里住了三年连后花园都没有到过。她们就是这样生活在有着森严的封建礼教的特殊家庭环境里。

2、反抗性格

《西厢记》在杂剧的第一本“月下联吟”这一场，崔莺莺就向张生吟出了“兰闺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的诗，表达了自己对眼前礼教拘束下空虚孤寂生活的不满，且敢于把这种不满传达给隔壁那一位素昧平生的秀才，这是相当大胆的。何况她当时热孝在身，又在佛门净地，充分体现了莺莺大胆的叛逆性格。当老夫人苛求张生“挣揣一个状元回来”时，崔莺莺却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认为“只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坐两下里”不如“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牡丹亭》中杜丽娘梦中与柳梦梅的结合是她美好的思想感情的热烈迸发，也是她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追求生活、追求解放，把心头的压抑和不满变为叛逆行动的表现。她因情而病，因病而死，在阴间里找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后才得以还魂复生。还魂后的杜丽娘叛逆性格继续发展，她当面据理反驳父亲，并最终争得了皇帝的认可。

这样两个敢于违抗父母之命，无视封建礼教和道德观念的典型女性形象便跃然纸上。

3、大团圆结局

《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女主人公都以“大团圆”的喜剧收尾，张生《荣归》，“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柳梦梅得中状元，皇帝传旨，杜宝认可女儿的婚事，合家终得团圆。这种“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模式反映了人们追求婚姻自由和向往爱情幸福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古代文学作品奖善惩恶的教化功能。

二、崔莺莺、杜丽娘形象的不同点1、形象分析

《西厢记》中崔莺莺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艺术形象。一方面她对于男女自由恋爱有一种本能的渴望，希望有人爱自己，自己也去爱别人，就其内心而言，她对张生的爱是很主动、大胆的，敢于突破禁区。另一方面，作为相国家的小姐，在“小梅香服侍得勤，老夫人拘系得紧”的情况下，她又时时顾及自己的身份，

有时显得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优柔寡断，需要红娘从旁助一臂之力。因此，她有着“乖性儿”和“假意儿”。莺莺的内心是热情而灵动的，但由于其出身及教养的影响，她丰富的内心世界都被外表的矜持和娴静所掩盖。惯于虚假掩饰的莺莺，在张生出现之后，便常于不经意间，在“假”的背后透出那么点“真”来。而其“多抱怨”，正是其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对爱情的热烈向往和与张生走近的愿望一次次落空，使她产生难以抑制的不满和怨恨。这种不满发泄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在她身边走动最多的红娘：“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其次是对老夫人：“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外表平静的莺莺，内心却扬着巨大的波澜。用红娘的话说：“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

《牡丹亭》杜丽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形象。一个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及幸福婚姻的勇敢女性。杜丽娘是杜宝唯一的女儿，父母对她的管教是严厉的，但对她的宠爱也是无以复加的，优裕平静的生活养成了她的娇痴柔顺和单纯中稍带叛逆的个性。为了爱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充满了强烈的反叛精神。不仅如此，复生以后的杜丽娘还一鼓作气，让自己的非法叛逆婚姻得到家长和社会的承认，应该说她性格中的反叛性更强。正因为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她终于复活了，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她梦中的情人。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

2、时代背景

《西厢记》产生的元代是一个“整个社会思想失去重心和平衡的混沌时代”。

（彭茵《元代两性文化探析》）元代初期，由于刚刚脱离奴隶社会形态，蒙古族统治者尚未确立严密的礼法制度。对中原文化不理解和持排斥态度的元蒙贵族又未能主动接受在中原占据统治地位几千年的儒学思想体系。在对思想的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