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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丁以升

一般认为，西方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主流，它从现实世界之外，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

推导出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自然法，从而虚构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典型的

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底蕴，儒家关注的是现实世界，它所推崇

的礼是奠基于家庭血缘基础上的人伦理性，它不假外求，并不为礼寻求某种外在的理性力量

的支持，形而上学思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有无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了中西传统法文化的实

质性差异。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自然”

观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老子》主张以道统法，强调“道法自然”，提出了中国古

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其中贯穿着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儒家思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

不断地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传统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形而上学的色

彩。可以说，《老子》的“法自然”思想乃是沟通中西传统法文化的一座桥梁，因此，不能把

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无。

一

中国自殷亡之际，神权法思想就开始动摇，西周统治者抛弃了陈旧的“天命”、“天罚”

思想，转而强调“德”，把对法的审视由天上转向人间，从此，法文化关注的重心就由外在的

天转向现实的人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方式上存在着激烈争论，但他们对

法的精神的探索始终是从社会现实和道德人伦着手的，带有明显的功用型、务实型特点。唯

有道家能独树一帜，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是从虚无飘渺的“自然”中来探索治国的方略。

《老子》虚构出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合乎

“自然”。它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一反传统的以天为万物

之源的观念，把天产生的根源归之于道，又把道产生的根源归之于自然，从而赋予自然之道

以最高法则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道”？《老子》指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

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道”就是“无”。因此，在存自然之道的理想社会中，理想的法就是

“无为”，现实社会讲究仁义，注重利法，这些都是“失道”的表现，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

而后仁，先仁而后礼。”现实的礼法是对“无为”的理想法的破坏。这样，《老子》就设定出理

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理想法与现实法的二元对立，走上了法的形而上学之路。

《老子》提出这种自然主义法律观，旨在借理想社会抨击现实社会，借理想法否定现实

礼法，以曲折地表达道家所代表的隐士阶层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共识。然而，《老子》为什

么没有遵循西周以来注重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从现实中寻找否定礼法的依据，而是假“自

然”之名行反对礼法之实？这与道家文化独特的生存空间有关。道家文化产生于楚国，楚国

是春秋战国新兴的南方诸侯，它年轻而富有朝气，文化上较少传统压力。楚国文化还具有其

祖先祝融后裔的传承和黄帝学术思想的遗风。且楚国地理环境独特，有滚滚长江和滔滔汉水，

又有无数深山峻岭，处处充满着自然的诱惑。这铸就了道家思想洒脱、飘逸、崇尚自然的特

点。

二

毋庸置疑，儒家法律思想是中国法文化的主导，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

自然”观，也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就中国科技史说过：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从法文化角度看，这话也并不言过其实。

费正清教授认为，“中国人不把法律看作是社会生活中来自外界的、绝对的东西，不承

认是什么通过神的启示而给予人类较高的法律，摩西的金牌律是神在山顶上授予他的，但孔

子只是从日常生活中探究事理，而不求助于任何神灵，他并不宣称他的利法获得什么超自然

的认可。”这句话如果单就孔子而言是对的，因为孔子“罕言天道”，他“只是一个实际的世界

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但如就整个儒家法律思想甚至就整个传统法

律文化而言，则是片面的，因为从西汉到宋明，正统法律思想深受《老子》的“法自然”观影

响，“天意”、“天道”、“天理”成为凌驾于现实礼法之上的力量，并不缺乏形而上学思维。

汉儒董仲舒为神化皇权，吸取了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和殷周天命神权思想，创造出天人

感应学说，宣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