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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篡改的时间的散文

起先，我们——三雀、痦子和我，我们激动雀跃，带了干粮，在夏天的早晨，从城陵矶出发，叽叽喳喳，一起到离家二十里远的城里电影院去看一场传说中的电影。

我们一路推推搡搡、打打闹闹。路边的那些个屋子啊，树木啊，路人啊，小猫小狗啊，鸟啊，风啊，都是和我们一样雀跃的。那些个屋子啊，树木啊，路人啊，小猫小狗啊，鸟啊，风啊，心照不宣地看着我们去城里赶赴一场公开的约会。我们不告诉世界，我们要去干什么，我们知道，全世界所有的人和事物、植物、动物，统统都知道我们是要去干什么。

我们在前一夜就兴奋得睡不着觉，一想到第二天要去城里看电影，就恨不能有双手将黑夜的幔布猛地一把拉开，天就亮了，我们就好立即出发。

说是进城，其实不算确切。因为，城陵矶也不是乡下，但它偏安在这个城的一隅，背后就是江湖，是长江与洞庭湖的交汇处。那时，连接它与城市中心的，是一条二十里长的、细细的窄窄的土堤。这根纤弱而又顽强的土堤，将城陵矶牵绊在城的末梢，市声扰不到它，繁盛扰不到它，因了这漫不经心的阻隔和牵系，城里的人觉得城陵矶是乡下，城陵矶的人觉得自己是乡下人。

我在四岁的时候曾经在这条路上走失过一次，现在想来，那次在路上我全无焦虑就像一场梦游，我看到了沿途的行人、店铺、土堤、骑自行车的人们。我不知道我要去往何处，也不知道从哪里来，我漫无目的，浑不知黑夜将至。等我被邻居发现并带回的时候，已是黄昏。我被带到母亲面前，母亲抓住我在我身上胡乱捶打了几下后，告诉我如果我不见了她就活不成了。母亲逼问我到哪里去了，邻居告诉她，是在七里山找到我的。七里山，就是离我家有七里的地方。母亲又问我为什么乱跑，以我当年简单的逻辑，我根本无法回答她这个问题，因为她已经预设了我是在乱跑，而我觉得，我一定是被什么指引而去的。四岁的我，不可能提前规划好一条复杂的线路。

在正式踏上那个土堤之前，我们先是和很多人一起围观了一个贼，他被吊绑在城陵矶街边的一根电线杆的顶端。五花大绑。极瘦。就像绑着的一只猴子。他的手被反剪在后面，腿蜷着，头不时朝下面无所谓地四下张望，带着笑意，眼睛黑漆漆，滴溜溜地转着，像是在找谁，又像是空洞。这个被派出所吊绑在电线杆上示众的贼，我不知道他到底偷了啥，后来，我一直疑惑那个年代真的有什么可偷的吗。我心微微地疼，我想放那个贼下来，但我够不着，我想着，只要他跟大家说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然后就可以回家了。但事实上我只是一个纯粹的围观者。从童年，到此刻，我一直置身事外，沉默地围观，然后扬长而去。

我现在怀疑，那个贼是怎么被绑得那么高的呢？到底是谁把他弄到那根电线杆的顶端的呢？或许，是因为我童年的视角太低，事实上绑得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高？我甚至怀疑，那天，到底是那个贼待在上空看着我们，还是我们在看他呢。到底从哪个角度来看，人更像猴子一些呢？

我们看完热闹，继续赶路。

一条貌似忧郁的黄狗宁静地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它就走，我们停它就在周围嗅来嗅去地转悠。有时候它跑到我们前面去，停下来，耐心地等着我们。之所以叫它黄狗，盖因它确实就是一条黄色的狗。

我们很快便忘记了那个贼。单调的土堤上尘土飞扬，碎石子不怀好意地硌着我们的鞋底，不时有骑自行车的人踩着抖抖索索的车，车轮吱吱呀呀，缓慢而又刺耳。不久，人们从车上被震落后，就推着车紧走几步越到我们前面去，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们有车的优越感。

我们沉默地走一会儿，又吵闹地走一会儿。那只黄狗在我们争吵的时候总是停下来，歪着脖子看我们吵吵嚷嚷，仿佛它完全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恨不能插上一嘴。但很明显，它只能悻悻地往前走。

我们沉默的时候，是在凭着各自听来的只言片语虚构着即将看到的电影院和电影场景。我们吵闹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开始争辩那个各自想象中的电影院和电影细节。那个电影院和那场电影在我们的吵嚷中不断发酵，不断生长，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最后，那个电影院仿佛是我们设计的一般，而那个电影也仿佛变成了是我们导演的一般。

三雀说：我爸爸说电影院里的椅子是有靠背的。

我说：那是肯定的，不仅有靠背，还有扶手。而且椅子是固定的，不能挪动，每个椅子之间都用铁丝绑在一起。。

痦子说：但是只能看一面银幕，反面看不到。

三雀说：我听别人说的，是个打仗的片子，里面的好人都被打死了。

我说：那不可能，好人被打死了，电影就拍不下去了。你肯定听错了。

痦子说：听说电影名字叫《雾都茫茫》。肯定是有很多雾的地方，听说伦敦很多雾。

三雀说：并不是只有伦敦有雾，我外婆的老家也有雾！一山一山的雾。

我说：可是雾有什么看头，除非在雾里打仗。

痦子说：雾里人都看不清，怎么打，自己人打死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