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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书写：作为移民的客人

边缘书写：

作为移民的客人家乡注定永恒，又注定无法复归。

移民作为流散者，总是他所居停的世界和时代的客人。

把客人的诗作名之曰边缘写作，并非随意。

也许是无心，也许是有意，当他还是一个深圳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时候，客人参与发起的第一个文学组织就叫边缘诗社。

在80年代中后期徐敬亚等人发起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活动中，客人所属的诗歌圈子便以边缘诗群的名目入选，它的宣言颇似一个绕口令式：

我们（的）主张是不主张应该写什么或不应该写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写或不应该怎样写，其意是在当时流派旗号满天翻飞的诗坛上，对所有歌咏幸福和欢乐抑或哀叹人类普遍存在的焦虑、孤独和恐惧等困境[1]的可能性来一个兼容并包。

这个略嫌含混的广大的雄心，又是来自他们生活于作为文化冲突交汇前沿的这块大陆的边缘地带的时空意识。

今天，客人对深圳诗坛而言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尽管他不属于那种一路引领风气的先锋在耀眼的诗坛明星和无名之辈之间，客人以某种程度的风格化创作守望于不同群体的边缘。

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创作常常依违于个体抒情和国家意识之间，本身就在转型期社会文化的分界上具有某种边缘意味。

客人一路走来，正向稳健的中年迈进，而弦歌不辍。

我想起意大利中古时期诗人但丁曾在人生的中路迷失于幽暗的密林。

这是不是一个对所有诗人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隠喻，无论其才具如何？客人此时又会如何从这人生的边缘阶段再出发，吹奏出新的音色？这或许正是诗人的朋友们所热切期待的。

总之，客人是处在好几个意义上的边缘状态。

作为其再出发的基础，客人边缘书写的累累踪迹，值得一个爱诗者从容品悟。

边缘种种与移民性然而我使用这个边缘注解，更想强调的还不仅仅是上述的几点义涵，而是这一点：

客人的移民性。

把这个深圳诗人作为移民来处理，除了他本身来自粤东山区这一点外，难道还有什么深意吗？首先，他并没有也不准备移居国外，其次作为一个深圳公务员，他的日常境遇并非动荡不安。

这里有必要再解释一下我的理由。

20年前我曾在《文艺报》撰文提出，可用移民文学的命名来概括某些深圳（或不限于深圳）的文学创作特质[2]（《移民城市中的文学躁动》）。

近年，我试图把它发展成一种广义移民[3]的概念。

它的含义，结合了国际上不同文化－政治实体之间移民（狭义的移民）的基本经验，以及近20年来大规模改造了中国各城市人口背景的国内移民问题（比如民工的遭遇就和华人移民在西方的遭遇有直接的类似之处），再加上后现代时期人类生活中普遍的失根、失位、意义不明、命名矛盾和身份错乱的文化状态（最广义的精神移民）。

这也就是我近年对流散文学发生兴趣的主要关切。

而这三个方面，在一定的批评视野下，其实是可以结合互动的。

把客人诗作的不少命意和意象，直接和上述第三个方面联系起来并非难事。

他的矛盾、错杂、边缘的诗思，显然受到后现代诗风的某种润泽。

而作为国内移民的一员，使他得以移位的个人命运，背后又有着深圳特区在全球化格局下出现的时代背景。

不管是否自觉，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被纳入于一个激发了大量移民问题的世界过程。

这样，上述的第一、第二个方面也就不能说与你、我、他无关了。

在深圳，我和客人就不时和一些游走于上述第一、二方面的边缘人不期而遇（最新的例子就是本身原为国内移民、继而成为国际移民的诗人孟浪）。

假如不嫌把问题弄得更复杂的话，我当然意识到，上述第二个方面，即国内移民，其实问题颇多。

至少，同为国内移民，其处境、命运、社会分层差歧极大。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位和状态置身在一个移民的世纪。

客人或许不是从社会学理的角度，而是以诗缘情的心灵敏感，贴近了这两者的原初联系：

如今在这美丽的海滨边城我进入深处写下的诗行总是望见茶色的玻璃门被淳朴的乡民敲响我给他们点烟倒茶时传来又一茬庄稼拔节的声音（《土地深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客人流露的这种感人的同情，真能消弭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