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传承与借鉴中的典型题材纹样（五）—树纹、树叶纹.pdf

树纹,树叶纹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及其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装饰纹样领域以动物

纹样为盛,植物纹样极少。然而在少量的植物纹样中,树纹象征着生命与繁衍,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先秦至两汉,瓦当、画像石、漆画上,树纹的造型已相当明确,并应用广泛

而织物上却数量极少。其中两幅丝绸遗存上的树纹最具代表性:长沙子弹库楚墓

出土的一幅缯书,缯书四角各绘一株树(图3-71),颜色分别为青、赤、白、黑,

以体现四时方位;缯书中间书写的文字,提到了伏羲、女娲、炎帝、祝融等南方

神话诸神的名字,论述了天象与人间灾疫的联系,涉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

[27]另一幅汉代的山岳双禽树纹锦,蒙古诺音乌拉出土,图中一树高大屹立,

两侧是大致对称的山石、立鸟,旁边还有硕大高耸的灵芝状的图形(第二章,图例

七,c).神鸟栖于神木是秦汉及先秦时期树纹装饰中的常见题材,与当时的神

话传说中的意象相符。这一时期的树纹造型几乎无一例外地注重枝叶的表现,或

交错排列,或呈羽状层层叠上(除丝绸外,其他载体上的树纹亦如此)。与繁复多

变的云气纹等同时期的其他丝绸纹样相比,这些村纹显得单调朴素。它的出现总

是与其他纹饰相伴,共同组成具有神话内涵的图像。显然,它还不能作为一种独立

的题材走入装饰领域。这一时期丝绸上所呈现的树纹,其主旨不是饰美,而是神树

崇拜文化的一种表象。

世界各地的许多宗教或民间信仰中都有对“树”的崇拜,例如中东地区的枣

椰树,基督教的耶西树、佛教的菩提树等。而在原始社会,世界各地的神树崇拜,

普遍将巫术信仰和万物有灵观融为一体,它可对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产生影响.

有学者就此推断:“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树形纹饰及其神话传说之间,存在着绝不

是偶然巧合的雷同之处。我们由此得知,古代中国与域外的文化交流,恐怕远比

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时间要早.”[28]

春秋战国的瓦当和汉画像石上的树纹造型,主要以树干作中轴,两侧枝叶

作对称或均衡式排列,这些树纹两旁通常装饰有象征生命活力的动物纹或人物纹。

这是一种被许乡民族广泛运用的风格化结构.公元前2050年乌尔纳姆纪念碑中

有国王给生命树洒圣水的图像(图3-72),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亚述卡西特

艺术中有神牛于圣树两侧相对的图形(图3-73)。这些图像中的树纹都是大致左

右对称,有的树两边有对称下垂的果实,这是生命之树的图形结构,这种形式在

西方古代装饰艺术中不胜枚举。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这

种几乎人人皆知的纹样。它是由中部图纹——通常是一颗两边对称的树——和树

两侧的动物,人或守护神所组成。”[29]这种模式:“也是西亚苏末尔文化生命树

的特定模式,它形成古希腊罗马和西方生命树的特定模式,它向东影响到中国,

成为中国西部民间艺术生命树的特定模式。”[30]这种对称结构在两河流域,古

希腊及欧洲艺术,中国艺术中都存在(图3-74,图3-75)。

图3-71缯书一角上的树纹,战国,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

图3-72乌尔纳姆纪念碑中国王给生命树洒圣水的图像,公元前2050年

图3-73亚述卡西特艺术中神牛相对于圣树两侧,公元前13世纪-前1270

图3-74战国齐瓦当

图3-75山东勝州汉画像石

图3-76对鸟对羊灯树纹锦,南北朝高昌,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士

图3-77联珠对孔雀对羊(对羊团窼部分)，北朝至隋,青海都兰热水出土

从考古所见实物来看,这种左右对称或均衡的树纹及树与动物纹的组合形

式也同样出现在纺织品上,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鲜明的异域风格。这反映

出纺织品轻软易于运输的特征使其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最便捷、敏感的载

体。例如新疆尉犁营盘汉晋基出土的一件罽袍(第二章图例九,a),其上的图案

为对牛、对羊、对人与树的组合,树上结有圆硕的石榴。石榴树被古罗马称为

“太阳的圣树”。这种异域风格的树纹也同样装饰于丝织物上,例如:吐鲁番阿

斯塔那出土的南北朝高昌对鸟对羊灯树纹锦(图3-76),从幅边开始,依次为颈

系红色带饰、跪卧着的大角双羊;黄色放白光的“灯树”;树上部有一对小鸡,还

有一组是作背对小花树而立的小鸡;塔状树冠分为三层,每层都有花型装饰,树

干似希腊石砌柱头。有研究者认为“其灯树实质是包含了一个爱奥尼亚双涡卷的

双托架及柱子的圣树,带有西亚和希腊化风格相混合的艺术特色。”[31]另一幅

联珠对孔雀对羊锦(图3-77),图案的中轴为一棵树,向上分成三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