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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出演大戏的三类挑头人

徐柏森

和现代制片商、经纪人相比，古代出演大戏的挑头人，虽有某些

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时代环境，又制约着不同的目的和追求。为了分

析古代出演大戏三类挑头人的具体活动，达到可资参照的目的，古今

之比，令人感叹，也使人浮想联翩，唏嘘不已。

一，以赢利为目的，把出演商品化的挑头人。

（一）北宋时，东京（今河南开封）人口众多，商业、手工业十

分发达，据当时统计，开市的铺面就有六千四百多户，而且零星的小

商小贩还不在内。集中贸易的最大场院，是著名的相国寺，它的中庭

两院可容纳上万人做生意，每月定期开放五次。其次是东华门东南的

潘楼街一带，那里的界身巷多是经营金银彩帛的交易，一次的交易价

值可上千万钱，数目之大，令人咋舌。

这种场合无疑是多种伎艺长年卖艺的场所，一是人头攒动，二是

众目观睹，拉场子卖艺最合适不过。于是众多棚舍应运而生，当时统

称之为“瓦”，又因以棚为场故称“瓦舍”。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东京瓦舍有五十余座，其中中瓦的莲花棚、牡丹棚，里瓦的夜叉棚、

象棚，都可容纳数千人。从演出地点看，光是有棚还不行，于是在棚

的四围以栏杆圈住，留有进出之门，故亦称之为“勾栏”。

瓦舍中演出的伎艺十分复杂，开始有小说、讲史、武术、杂技、

说笑话、猜谜语、舞蹈、滑稽表演等，后来又多了傀儡戏、影戏、和

以唱表相结合的杂剧（即宋杂剧，其中以《目莲救母》最轰动）。因

为有了勾栏，进出瓦舍开始收费，这和原先撂地摊式的收费不同，勾

栏也由栏杆变成布围或席围，不仅是收钱，而且定了场次时间，轮番

上演，可以日夜不停。这种十分完备的商业性出演，多是由原先的演

唱班子挑头，班主自然是主要的获利者。但是竞争也十分无情，演出

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挑头人的收入，于是好曲词、好演员、好乐师开始

有了比较。

（二）南宋在临安时比北宋规模更大，城内有南瓦、中瓦、大瓦、

北瓦、蒲桥瓦五座，其中北瓦（亦称下瓦）规模最大，有勾栏十三座。

城外总计有二十座，规模也相当可观。这时出演的，是以《官本杂剧》

为主，加上宋室南渡以后，日渐发展起来的南戏也进入临安，瓦舍之

间的竞争，实际是以挑头人的优劣，及班子出演剧目的高下为转移。

当然挑头人的那份收入，是许多人趋之若鹜的原由之一。与此同时，

北方的金发展了诸宫调的体制，出现了组套这一形式，于是很快以叙

述故事来结构曲词，这就为后来元杂剧的诞生做好了准备。除瓦舍勾

栏做为出演场所之外，宋元两代在城市还有以酒楼、茶楼兼营小唱的，

但规模不大，也就是店主为招揽生意，而挑头引进的一种附加形式。

（三）元灭金后，定都燕地，称大都。元代种族歧视十分严酷，

汉人被压迫在最底层，没有地位，没有尊严。元杂剧是在异族统治下，

沿袭了宋代瓦舍勾栏的体制，在民间重新焕发异彩的唱演艺术。大多

数学者均认为元杂剧，是中国戏曲真正成形的重要时期。这主要是因

为一大批优秀剧作，奠定了戏剧的基础。把过去以唱曲为主的杂剧，

变成了唱演并重的戏曲。那个“戏”字列在了“曲”字之前，标志了

重曲更重戏的开始。戏是目的，曲是手段，瓦舍勾栏的挑头人，虽然

仍以赢利为动因，但文人的介入，以及他们对戏曲的影响，迫使挑头

人不得不和大才子们携起手来，共谋发展。在异族统治下，文人不可

能在仕途上有任何发展，不如拿起笔来，通过填词发泄胸中的愤懑，

这是元杂剧作品众多的重要原因。有的和班主交往很深，成为挑头人

的可能性就很大。象关汉卿为写《窦娥冤》，长时往返于演剧班子，

与唱演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无疑对演艺倾向有极大影响，必然是潜在

的挑头人之一。

（四）明代前期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官家禁止民间观剧的禁令，

有增无减，大大抑制了演艺事业的发展。直到明中叶以后，南方昆曲

的兴起，才又改变了这种僵局。清代是戏曲技艺大发展的时期，特别

是清中期京戏体制的确立，这时的挑头人是以演员的声誉大小为依

归，因为流派的影响，在观众那里是巨大的。人们进剧场看戏，就是

认定表演者的号召力来的。以演员名义命名的剧团，挑头人就是名演

员本人。这种以名角为挑头人的演出，也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包

括此时的唱堂会、奉派进宫等等。明清两代，大中城市以酒楼、茶楼

为形式的出演，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茶楼，专门辟出场地盖了固定

的舞台，喝茶看戏两不误，这是一种新型的出演形式，挑头者当然是

店主和戏班的合谋。清代这种酒楼、茶楼兼顾戏园的形式，已经很普

遍，不仅北京有，内地有，甚至一些边远地区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