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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高管退休前行为及激励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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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茜
【摘要】由于国有企业高管的退休年龄确定、退休金确定,临近退休时他们的行为无法通过下一时期的合同来进行约束,而且退休后他们也无需考虑晋升与加薪的问题,因此国企高管会倾向于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不是为企业考虑。将现有文献作为基础进行梳理,分析国有企业高管退休前具体行为倾向,再对提出激励国企高管退休前行为的部分文章进行整理,并提出不足之处,最后做出拓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高管退休前行为激励59岁现象长期目标定制问题
一、前言
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位于国有企业层级组织的最高层,他们是国有企业的主体,肩负着对整个企业的责任。而由于现代企业中的发展,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国企所有者(即政府)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很难低成本地监管国有企业实际管理者(即国企高管)的经营绩效。这不仅表明政府很难在事前与高管签订合理有效的合约,也意味着很难在事后对高管行为进行监督。同时,由于国有企业承受政策性负担,其经营目标往往是多元化的,这又进一步模糊了高管绩效与其努力之间的相关性。显然,如果委托代理关系是一次性的,国有企业高管将不会有任何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在高管任职期间,政府会与高管签订需要多次进行重新谈判的合约。这是控制高管行为的一种有效方法,但是,高管退休前行为却无法依靠下一阶段的合约来限制,因此研究如何对国有企业高管退休前的行为进行激励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将从高管临近退休前表现出的行为以及如何激励他们在临近退休时仍努力工作这两个方面展开叙述。
二、高管退休前行为
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均认为高管在临近退休时更看重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企业的利益,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加短视,绝大多数学者在此方面都是按59岁现象以及长期目标制定问题两个方面来研究的,因此本文也按此梳理。
1、59岁现象。
“59岁现象”是指领导干部在即将离退休前夕,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大肆贪污受贿的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主要是一些高管在退休前一反几十年守法努力工作的常态,为自己大谋私利,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张燃(2010)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声誉模型两个方面解释了59岁现象。从委托代理理论方面来看,国有企业中高管的行为难以被政府观测到,在以前的任职期限内,这还可以通过重新谈判等方法来解决。但是由于我国退休制度的特殊性,员工的退休年龄固定,因此高管们都知道自己将在何时退休,且后续也没有任何的博弈问题牽制着他们,所以就很容易导致道德风险问题。从声誉模型方面来看,高管临退休前不在乎他的升迁或加薪问题,因此他们就不需要努力表现来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声誉,这也就导致他更有可能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动,即使这样的行动会损坏公司利益。
同样提出声誉模型来解决国企管理59岁现象的还有谌贻庆(2004),他提出国企高管所获得的薪金与福利常常达不到他在职时所作的贡献,因此根据声誉模型,由于59岁是最后一期发生博弈的时期,“明智的”经理会人发生不合作现象。任桂花(2000)从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机制角度阐述了59岁现象产生的原因。由于国有企业中的“内部控制人”问题,高管的控制权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满足,但一旦退休他们就会失去控制权。因此临退休前他们就会利用他们的控制权为自己谋取最大的福利,正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2、长期目标制定问题
对于高管退休前行为的研究,国外学者得出的结论大多是:越临近退休,高管的行为越短视。James(1999)提出高管在短期内不会进行产生利润的长期投资,因为高管们倾向于认为这些投资只对其继任者有利,因此临退休的高管易产生短视行为。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AntiaandPantzalis(2010),他们对高管决策视野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他们提出管理者在公司的投资是以他们的任期为限的,但实际上公司的存续时期要长很多。由于管理层的决策视野囿于他们预期的任期,因此接近退休年龄的高管会变得更加“短视”。
在长期目标制定问题上,Ocasio(1994)提出CEO年龄与长期目标制定问题之间有明确的联系,有证据表明CEO的离职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而且,当CEO在公司的任期较长时,长期目标制定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更长的CEO任期会使其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尤其是对其组织目前的战略和领导力状况,因此他们会降低其更新改进技术的意愿(HambrickandGeletkanycz,1993)。Vancil(1987)也提出长期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对他们所处现状投入了大量资金,且他们的能力被认为适合于公司目前的形式。简而言之,如果要进行投资等变革,他们往往有更多的损失,而不是从中获益。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但不是很多。张燃等(2011)提出,经营者在退休前不再关注职业生涯,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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