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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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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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建设角度看，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也是城乡社区建设及其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因为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使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与城市社区对接或并轨。当然，由于我国农村居住分散，加上国家财力有限，短期内期望所有村庄居民都能得到与城市市民均等的公共服务是非常困难的。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使农村人尽快享受与市民均等的公共服务，本章把研究重点放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上，通过对农民在新型农村社区中的身份纠结、行为不适等社区处境的研究以凸显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公共服务的必要性。

第一节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适应处境与公共服务建设

一农民社区适应与相关研究

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居住在农村且从事农业劳动的人都被算作农民，他们被固定在农村土地上，过着比城市人低一等、不一样的社会生活。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大潮将农民卷了进去，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潮起潮落间走出农村，成为没有市民身份的“新市民”。但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打工者群体庞大，仅靠城市的发展或扩张来转移农村流动人口是不现实的，中国农民转身及其市民化除了要继续依靠城市扩张和发展外，重点应该在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建设上及居村农民就地市民化上。[1]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有关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论述中指出，要彻底扭转我国城市化发展中重城市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不合理倾向，将公共事业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公共事业建设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意味着国家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预示着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将快于城市，居村农民一定能得到与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务；进而也说明了，传统的城市化不再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唯一路径，居村农民可以就地实现市民化，成为居村市民。居村市民是笔者在苏南农民市民化研究中提出的新概念，指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居住在农村城镇、集中/中心社区的城镇居民和市民化了的农民或职业农民，他们与城市市民是同一身份，能等值地享有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国民待遇。

自新农村建设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就将新型农村社区，即“村改社区”、农民中心/集中社区的建设视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且将其作为消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经之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自愿或非自愿地离开村庄社区进入新社区。在新型农村社区生活的农民们能“华丽转身”成为居村市民吗？

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逻辑在于对接城市社区，它与村庄社区截然不同，入住的农民要实现“转身”、成为市民，首先必须适应新型农村社区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生活。相对于地理空间的转换来说，农民更难以适应社会空间。这不仅因为社会空间的适应涉及信任、交往、人情等社会资本再储备，以及社会保障、劳动就业、休闲娱乐等的再建构，还因为社会结构本身——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等——的变革要缓慢得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颠倒过来，特别是风俗和传统。[2]因此，研究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下农民“转身”的意义，不只是转变农民身份，让农民知道我将成为谁，还要消除农民对新型农村社区的不认同感、陌生感，减少失范行为的发生频率，以增强农民新社区的适应能力。

探讨农民“转身”及其新社区适应问题，不能不提及相应的理论研究。当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上。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研究，都把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当做生活在农村—城市夹缝中的“边缘人”，[3]认为这两类人群城市适应不良的问题是由城市建设准备不足带来的。代表性研究有：（1）分析适应的影响因素，认为社会记忆、社会认同与被动城市化机制等是影响农民“转型适应”的重要因素；[4]（2）围绕市民化研究城市适应，认为农民的城市适应存在农民“非农化”意愿不强、城市社会对农民的排斥、城市政府对农民市民化政策支持不够等问题。[5]总的来看，我国学界对农民的城市适应研究多数以城市化为背景，探讨的是农民工或失地农民适应城市的影响因素与存在问题，要求城市政府转变农民工或失地农民的身份，并赋予他们市民待遇，但很少有学者以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为视角研究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适应处境。

从理论体系的逻辑构成看，农民“转身”与社区适应研究离不开社会认同理论。在类似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心理认同研究中，有人把社会认同视为个人融入主体社会的一个重要考量维度，认为社会认同是获得生活经验和生活意义的来源，[6]具有群体在身份与地位、利益与归属、心理与表现上一些相同或相似的特性；有人把社会认同与新群体的资格联系起来分析，认为要想达成认同，首先要寻求新的成员资格，如方文说的“先有群体资格，后有可能的认同”；[7]有人认为社会认同对新空间的适应具有建构性，如王春光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认同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