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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在高校中国史教学中的价值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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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权

摘要：图像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近年来图像史学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学术增长点。高校历史教学需要紧跟学术前沿，故图像的使用也应当得到充分重视，特别是古旧地图、各类图画、老照片等。教学中对图像的运用要对图像所反映的历史真实性进行考辩，对图像所反映的历史进行深入挖掘，注意图像选择的贴切性，并在图像与文字之间的配比中寻求合理平衡。

关键词：图像;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21）12-133-002

近代以来的史学变革浪潮中出现了眼光向下的视角，提出历史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政治军事的宏观历史，也不是研究帝王将相的家族史，而开始注重普通民众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而在官方文献的记载中，这类材料往往受到忽略甚至被刻意涂抹，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些障碍。因此要推动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史料的挖掘是必由途径。高校教学与中小学的教学相比，有着其独特性，即不仅要向学生传播正确的知识，更要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探索问题的能力，掌握一些初步的研究方法，即不仅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因此，高校历史教学应紧跟学术界的研究前沿和关注的热点，培养学生更多关注学术发展的方向，掌握最新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图像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也作为一个要点在高校历史教学中得到更多重视。

一、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史料是历史研究最基础且重要的部分，史料的深度挖掘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形式丰富多样，概而言之可分成文字、图像、实物、口述四大类，其中实物可转变为图像，口述可转变为文字[1]。故而广义上讲史料即可概括为文字和图像两大部分。关于图与史的关系，我国古代史学家多有精辟论述。唐人张彦远在《论画》中说：“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形。赋颂所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指出图像具有可以更清晰、直观展现事物面貌的特征，故应得到充分重视。陈继儒在《三才图绘》中称：“古之学者，左有图而右有书。图者，书之精神也。”认为图像与文字，是两把治学之匙，二者不可偏废。郑樵在《通志》对于图像和文字的辩证关系有着精彩论述：

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者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而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學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寘之行事之间，则茫然不知所向[2]。

也即是说图像与文字不仅同样重要，且相辅相成，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在治学之中需要充分重视。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中国古代史学书写中图像与文字一起得到运用，有“左图右史”的说法。先秦重要古籍《山海经》被认为是一本述图之作，即先有图，而又以文字对一幅幅图进行说明，只是这些图是地图，还是光怪陆离的图画，则仍有争议，而山海经的历史地理学价值则一直以来认为被低估了[3]。汉唐时期又流行起了“图经”“图记”“图志”类文献，以更清晰呈现各区域的历史地理面貌。较早的有《巴郡图经》《广陵郡图经》《冀州图经》《齐州图经》《洛阳图》《湘州图副记》《江图》《幽州图经》《隋西域图》《并州总管内诸州图》等。到了隋大业年间，普诏天下诸郡调查地方地理情况，绘制地图并配以说明以上于尚书，使这类图文结合的图经类文献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包括《周地图记》（109卷）、《隋诸州图经集》（100卷）、《诸州图经集》（100卷）、《隋区宇图志》（129卷）等大部头文献[4]。此后的唐、五代、北宋时期，地方府州定期编修与造送图经仍是定制。但是相对于文字文献，图像文献的保存和翻刻、流传均面临更为巨大的困难，故这些图经文献中的图能够流传下的并不多，经常是“经存而图亡”，这也就更加凸显出了图像文献的宝贵。

在近年的研究中，图像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开始逐渐受到学界推崇。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指出，图像作为历史证据，在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特别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图像的重要性尤其明显，大量的画像、雕塑、照片、电影、电视等图像资料，是研究近现代史所不能忽视的史料。曹意强教授曾指出：“百年之后，人们通过如此的图像实录在理解21世纪初的历史，其震撼力必定是文字记载难以比拟的[6]。”在古代史的研究中，图像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古代绘画作品、古地图、雕刻等材料是我们研究古代史的重要史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