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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的升级障碍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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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刘美玲

摘要：创新驱动为中国制造业突破“低端锁定”提供指引，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但当前发达国家正在重新布局制造业全球产业链，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道路并不平坦，将面临来自宏观（战略建构障碍）、中观（体系重塑障碍）、微观（技术突破障碍、渠道重构障碍）等多重升级障碍。因此，中国应在避免“路径依赖”、深耕“区域链”和“创新链”、聚焦“人财物”和培育“内外需”方面进行有效应对。

关键词：全球产业链;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比较优势，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并培育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产业群。但近二十年来，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已取代传统国际分工，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为适应新形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机制”，它不仅为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升级注入“新动力”，其“五新”指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亦为突破“低端锁定”提供指引。不过，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并非易事，摆在面前有许多凸出的现实困境。当前影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障碍是：发达国家已经提前布局，企图全方位压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中國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实现转型升级将会遭遇什么影响和困境？应当如何有效应对？

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升级障碍

当前，鉴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之路并非坦途，可能遭遇各种困境和障碍，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效率的同时可能误导升级方向，掉入发达国家提前设计的“路径依赖陷阱”。当前，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业的升级障碍包括：宏观（战略建构障碍）、中观（体系重塑障碍）、微观（技术突破障碍、渠道重构障碍）。

（一）战略构建障碍

创新驱动是中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基石，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制造2025”“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目标的逐步实现，中国制造业将会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并且能够重构和实现自我主导的制造业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

不过，我们不能用静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当前摆在中国制造业面前最大的障碍是：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迫于危机感，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比如：美国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欧洲提出的“2020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英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日本提出的“重生战略”等。

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已不再局限于其“经济内涵”，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赋予了其更多的“政治战略内涵”。全球产业链不只局限于国际分工体系，更是国家权力博弈的竞技场。发达国家之所以重启再工业化战略，是因为寄希望于利用高端制造业的优势，重构其在全球产业链的霸主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权力。这给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也将使中国制造业的升级陷入发展困境。一方面，如果中国制造业成功转型升级，那么中国与发达国家制造业间的差距将减少，将导致发达国家的“相对收益”减少，这一结果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如果发达国家重构了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那么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步伐将会被打乱，将可能重新进入“低端锁定”状态。

（二）体系重塑障碍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受益国，在WTO框架下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WTO改革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方面做出积极贡献。然而，当前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正在遭受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冲击和腐蚀。发达国家正在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变革，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

首先，“规则争夺战”引领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变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制造业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其通过不同类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产业链体系的控制。当前，发达国家积极实施“高端制造业回流”战略，旨在争夺全球产业链的某一行业规则主导权或者成为标准制定者，以达到长期占据制造业的高端分工地位。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要想实现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不仅需要有强大的跨国公司网络，更需要在高端制造业行业领域有标准制定权。就目前来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

其次，发达国家利用规则变迁实施“精准打击”。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来引领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从而试图主导新的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建立所谓“高标准、高质量”的区域性贸易安排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虽然美国最终放弃了TPP，但我们仍可以看到美国的遏制痕迹，它寄希望于通过“原产地、国企、劳工、环保”等方面的规则制定，让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