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主城区居民职住关系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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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主城区居民职住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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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炀王伯勋

摘要：在城市空间拓展、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的背景之下，中国许多大城市的职住关系发生明显变化，职住分离的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中日趋显著。南京市作为江苏省省会、副省级城市，其职住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文章基于百度热力图、南京市统计年鉴等数据，通过ArcGIS、区位熵分析等手段对南京市主城区职住关系现状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初步对策，以求对相关部门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南京市;职住关系;职住分离;就业人员;职住区位熵

基金项目：本文系澳门基金会资助研究项目（MF1807、MF1710）研究成果。

一、前言

居住和就业空间是城市的空间结构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雅典宪章》（ChartedAthènes）指出城市的诸多活动可以被划分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基本类型[1]。“职”与“住”的匹配关系，不仅影响着城市系统的日常运行，也跟城市居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是城市规划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进入剧烈的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时期[2]。1988年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正式确立，1998年国务院全面停止了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由于房屋可作为商品出售，原有的单位制小区逐渐瓦解[3]，“职住合一”的空间格局也随之被打破。制度的变更带来原城市内部工业的外迁，产生了居民自主择居择业的变化，城市空间经历了快速重构，职住分离的状况日益突出。职住分离引发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特大、超大城市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型城市因其自身庞大的规模和体量，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产生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

南京是江苏省省会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城市规模和体量较大，城市的居住和就业空间结构较为复杂，其城市的职住关系状况，在全国各城市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研究价值。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南京为例，研究目的在于获得南京主城区职住关系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初步探讨对策，这不仅对于南京市的规划设计、交通建设管理等部门具有参考价值，也对与南京同等规模、类型的城市具有借鉴意义。

二、文献探讨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起始较早，可以追溯到西方规划者对人口拥挤、交通混乱和大城市拥挤等问题的关注，如霍华德（EbenezerHoward）、沙里宁（EeroSaarinen）和芒福德（LewisMumford）都认为人口与工作岗位应该均衡分布[4]。20世纪60年代，Kain则提出“空间错配假设”（SMH），认为大规模的就业岗位郊区化和住房市场隔离，造成职住空间的不匹配，从而导致黑人的就业和通勤障碍[5]，这引起西方社会对职住空间错位的广泛讨论和大量实证研究。如1961年，美国的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指出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倡导城市中的办公、工厂和住宅的“基本功能”需要“混合”，以便更好地保证城市活力，保证城市的发展[6]。Cervero对职住平衡的衡量指标研究，并认为财政性和排他性分区、房租和住房成本提高以及人口变化趋势，导致郊区职住场所之间的分离日益扩大[7]。

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起始于改革开放后，因体制转型所带来的职住分离现象引起城市规划、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周江评通过系统研究“空间不匹配”的假设与部分大城市弱势群体就业问题，梳理了美国学者对大城市弱势群体就业障碍问题的看法、研究方法和模型的演进过程，探讨美国经验对中国城市的借鉴和启示[8]。顾翠红、魏清泉通过对比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和工作岗位的空间分布关系，判断上海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9]。孟斌利用GIS和空间分析技术，在分析近10000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角度，考察北京城市居民与住房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以及影响就业与住房分离的因素，得出北京已存在显著的职住分离现象，并随着城市化的扩展不断演化的结论[10]。钮心毅和丁亮获取手机信令数据并用其计算出上海市域居民通勤数据，對上海市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初步提出规划对市域空间结构优化调整的策略[11]。姜军、段进等利用苏州工业园区的综合交通规划居民出行调查的通勤行为数据，分析通勤距离、通勤时间的统计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职住偏差指数和内部通勤率两个反映职住关系的指标，对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的影响进行研究[12]。冷炳荣、余颖等以2014年某工作日重庆市百度热力图为数据基础，并利用相关职住比公式定量分析各个组团的职住状况[13]。

综上所述，国外对职业与居住关系的研究，早期主要注重种族不平等对职住空间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城市规划以及社会学的角度，尤其是结合弱势群体的可达性，对城市空间的制度和结构要素进行了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