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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命运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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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命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摘要：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集中爆发的一种新形式，并没有超出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分析的总体框架。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也宣告了形形色色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同样金融危机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已经结束。

关键词：金融危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货币(纸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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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针对这场危机的研究不可胜数，各种观点充斥其间。一场危机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和解读，固然在于这场危机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实属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所未有的，但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场危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带有某种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可能预示着某种历史时代的开端。正因为如此。对这一重大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西方经济学在解释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时，多把它归咎为金融的过度创新、政府的监管不力、投资信心过渡膨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解释固然有其道理，至少它从现象层面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技术的或操作上的原因。但问题在于，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的那一系列事态呢?西方经济学恐怕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从西方国家《资本论》空前热销，人们纷纷从马克思哪里寻求答案的现象中可以得到佐证。

实际上，如果循着导致金融危机的那些表面原因向更深层次追问和探究，可以发现，从根源上说，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只不过这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并且以更为复杂的形式集中爆发。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所包含的这种危机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式下，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则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固然，股份制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但“这种向股份制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制度二重性的消极一面得以倍加的形态表现出来，即“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因此，信用制度在加速生产力在物质上的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马克思揭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相对贫困化。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间和之后，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从产出之中所得的份额有了普遍提高。这意味着剥削率的增加，同时也表明工人的购买力的相对下降。相关研究显示，在美国。如果除去自身住宅外的家庭资产。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42.2％，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80％。而处于金字塔底层的80％的家庭只占有7.5％，最穷的40％的家庭占有的比例是－1.1％。对收入进行比较，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20％。最富有的10％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45％。最贫困的80％的人占到总收入的41.4％，而最贫困的40％的人仅占到总收入的10.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使全部产品都能够售出，就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资。但这样却又必然导致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即更多的产品需要解决能够售出的问题。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悖论是无解的，因为社会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一矛盾的解决对资本主义本身是决无可能的。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利润率也呈现出长期走低趋势。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使用美国官方统计数字形成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5年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高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他针对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计算显示，2000年至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三分之一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合乎资本的逻辑的结果，对利润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减少了，“相反，通过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