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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行为理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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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物权行为的概念入手，分析物权行为的本质是法律行为在物权法上的效果。进而分析物权行为的公示制度其实就是法律行为构成要件的表示行为在物权法中的体现。并且阐述了物权行为的内容，争议焦点，与其他民法制度的衔接，是否有替代制度等四方面内容作为对物权行为理论探析的中心部分。最后得出物权行为有其自身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不能够用善意取得和公示公信制度替代，并可以用不当得利和侵权损害救济制度对其加以很好的整合。

第二，成立要件的缺陷不能够补正，而生效要件的缺陷可以补正。比如，意思表示不真实、标的不确定、不可能、不合法等情形都是生效要件的缺陷。同时，我们也看到物权行为作为法律行为是可以附条件和附期限的，如保留所有权买卖，这种情况的附条件就是赋予物权行为其本身的条件。由此也看出，成立和生效要件的区分是有必要的。

准。合同不允许在实践上拖延，也不允许无限期的事后修改。我们东方的合同文化也是要兑现的，但是，在我们的伦理道德中，允许‘远期兑现’。这两种文化从伦理意义上说，似乎差别不大。但是，在市场操作环节上，及时兑现的合同，具有商业预期；远期兑现的合同或无期兑现的合同，在商业上没有预期。两者差异很大。”（吴志攀：《WTO后时代我国产业发展的制度生态——从‘东莞现象’个案观察》，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六卷），第26页。）他举了一个请客吃饭的例子。这也是我想起了中国人的俗语“放长线钓大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之类的话。在英美国家，在这种即期兑现的信用背景下，没有必要区分债权行为之后再有个物权行为，再加上托伦斯登记，其能够完全很好的调整财产流转秩序。而在我们中国，这种远期信用的普遍心理使得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种区分。

行为的瑕疵、而且瑕疵一致（都是未成年人），但此种情况下导致物权行为的撤销并不是以债权瑕疵为撤销原因，而是基于物权行为本身作为法律行为所具有的性质的直接后果。因此，此说不能成为对抽象性原则的破坏。

的第三人以及出让人的第三人之分，此时，善意取得仅保护出让人的第三人，对于受让人的第三人没有照顾到。同时教科书仍然认为善意取得的法律行为还必须是交易行为（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这显然与物权行为所保护的善意第三人并不区分交易行为不同，因为物权行为虽有保护交易之目的，但其亦有倡导私法自治之功效，因此，即使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之间没有交易关系，物权行为对第三人的善意也是保护的。而此时，善意取得制度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在受让人无偿取得动产所有权时，若仍使受让人终局性地取得动产所有权，则难谓合理。……故通说认为，此种场合，受让人应不受保护，即不能取得动产所有权。”还有，目前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性质，通说或教科书认为其是原始取得，理由是“受让人取得动产所有权，是基于物权法的直接规定而取得，具有终局性、确定性，不得变易。”（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这样对善意第三人保护显然不周到，因为如果是原始取得，那就否定了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之法律关系存在瑕疵后的撤销权。还有如果是原始取得，那么原先附于物上的权利就消灭。（甲用其自行车为乙设一动产抵押权，后又把自行车借给丙，由于乙不知丙骑之车为其有抵押权之车，随买了下来，此时甲找到乙说此为他车，想要要回，但依善意取得制度，乙已取得此车所有权。因此，甲不得不买回此车。甲买下后，不还对乙的债务，而乙对其自行车若依原始取得此抵押权已消灭，显对乙保护不力），但若依物权行为，善意第三人为继受取得，因此依物权追及效力，依然可以追及。也有的学者在论述善意取得制度时，把善意取得解释成法律行为，当然这与笔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此时的善意取得被包含在物权行为一种了，在此不敷述（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269页。）。同时苏永钦在分析善意取得和无因原则时，其批判善意取得制度也很周详（参见苏永钦：《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载《固有法治与当代民事法学：戴东雄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1997年版。），孙宪忠教授也作了评价，他还认为善意取得强调的主观善意很难认定、主观善意与物权公示原则的基本功能不协调、不动产无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善意取得只能在物权公示原则下发挥作用（孙宪忠著：《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304页。）。这些理由也说明善意取得制度不能够替代物权行为理论，甚至如果不承认物权行为，其理论基础是很薄弱的或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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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