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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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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总成绩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前提和基础。试图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必须先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有相当的了解。近百年来，有很多学者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比如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石峻、萧萐父等。要掌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成就，就必须全面学习和了解这方面的系列成果。然而，与此相关的著作和资料书太多了，如何才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系统地把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呢？最近出版的曹树明的新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以下简称《史论》）有助于解决这个难题。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有一部很有影响的文献学著作，名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据此，该书也可以称为“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总成绩”。通读《史论》一书，笔者认为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创新性。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会在研究内容或方法上有所创新。《史论》一书在很多方面就实现了创新性突破。

从总体上看，《史论》的选题本身就是一项重要创新。在该书出版前，很少有学者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发展路径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和反思。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学者所做的相关工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的评介，比如《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读后》、《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先秦两汉的著编体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读后感》；二是新的史料学著作对前人成果的简单总结，比如《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对冯友兰、张岱年、刘建国、萧萐父史料学著作特点的概括。这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完善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都是不利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大都偏爱哲学思想，对文献性质的史料考证或史料列举等内容提不起足够的研究兴趣，或者由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基础性质而认为它是一种水平偏低的研究，从而对之不屑一顾。”[1]《史论》的出版克服了这一缺陷。

从具体方面来说，《史论》也实现了诸多创新。一方面，《史论》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术贡献的总结，有不少内容属于开创性的，比如对朱谦之、冯友兰、萧萐父、刘文英等学者史料学成就的研究。这对全面认识他们的学术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有些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比如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等，哲学史研究者在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时，往往偏爱其哲学思想而忽视他们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上的作为。就此而论，《史论》一书不无补偏救弊之功。另一方面，《史论》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纠正了学界的习见，比如对于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路数，学界一般认为是“以西释中”，《史论》一书通过具体的史料分析，认为：“诠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时，胡适坚持‘以西释中’。然而，就中国哲学的史料整理方法而言，他却将西方的实证主义考证法和中国的传统考据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1]（71）这是符合实际的结论。

第二，全面性。

作为一部系统总结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发展的著作，《史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全面性。可以说，该书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演进的全面展示。

《史论》一书的全面性，首先体现在总体内容的设定上。一方面，对近百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发展做出了突出成就的学者，比如胡适、梁启超、朱谦之、冯友兰、张岱年、刘建国、石峻、萧萐父、刘文英、商聚德等，《史论》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探讨。这也是《史论》一书内容的主体。作者之所以将他们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些学者不仅有专门的中国哲学史料学著作，而且有系统的史料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史论》对于各时期史料学研究方面的其他成就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列。比如，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萌芽时期的成就，《史论》除了对胡适、梁启超的成就给予评述，还介绍了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陈垣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史料学方法或史料举要式的专著）。在作者看来，这些学者虽然不是专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但他们有关史料问题的论述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发展有一定贡献。《史论》中这部分内容的设定，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各阶段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成就。

《史论》一书的全面性，更突出地体现在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的个案研究方面。在《史论》所探讨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家中，有些学者在其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同时期都曾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进行过研究，因此《史论》对其成就采取了分阶段的总结方式，比如对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石峻、萧萐父、刘建国六位学者的史料学成就的评述。有的学者，除了从一般意义上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外，还探讨了具体领域的史料学问题，比如胡适对佛学史料学的研究、张岱年对伦理学史料学问题的论述，对这些内容《史论》也都进行了总结。另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