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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七书读后感

古代兵书是我国传统文化库藏中的瑰宝,也是我们在今天研究军事科学、指导军事建设的巨大财富.“武经七书”作为我国古代兵书的代表性著作,在其中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管中之窥,略见全豹,参详往者,可资今世.我们研究“武经七书”,从中发现我国传统治军思想的特点,发掘其中可以对今天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发挥指导作用的优良传统,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启示之一：坚持“礼”“法”相济,使“以法治军”成为一以贯之的传统.

古代军队的“法”,是军队的法令、法律,是用以约束将帅士卒的行为规范,而刑赏则是贯彻“法”的基本手段.古代兵家认为,“法”的贯彻具有二大作用：一是可以劝勉、激励士卒；二是可以惩戒、威慑士卒.在他们看来,赏,人之所欲；刑,人之所恶.所以,行刑赏之法,可使人“忘死”、“苦生”,可使“怯民勇,勇民死”,从而形成将士乐战的风气.因此,重刑重赏,严明赏罚,几乎成为了古代兵家通用的治军原则.如《司马法》认为“礼与法,表里也”,即认为礼与法互为表里,相互统一,缺一不可.

我国古代军队的“法治”,尽管是古代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并将其与军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联系起来,但其指导思想和一些基本原则,无疑对新时期军队的“以法治军”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赏罚”是“法治”的基本手段.我国古代兵家在“以法治军”中,几乎无一例外的选择了“赏”“罚”作为手段.这种将“法治”与军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结合起来的做法,不只是在古代是行之有效的,就是在新时期我军的“法治”实践中,也是一种根本的选择.这不仅是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根本要求,也是人性的本能要求.古今中外的治军实践证明,只有将军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作为“杠杆”,才能保证“法治”落到实处,并产生应有的效果.

其次,要做到赏罚必信.所谓赏罚必信,就是实施赏罚要守信用.在古代治军中,赏罚必信是整肃军纪、鼓舞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古代兵家这一在执行军令、军纪中强调“信”“必”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在新时期我军“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实践中,也同样必须把这二字强化和贯彻深入,否则,“以法治军”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第三,要做到赏罚公正.所谓赏罚公正,就是实行赏罚要公平正直,没有偏私.古代兵家一向强调,实施赏罚必须“赏不遗贱,罚不避贵”,“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贵”.《尉缭子》和《六韬》,也提出了“刑上极”、“赏下通”的思想.在古代兵家看来,实施赏罚只有不避亲仇、远近、贵贱,才能树法之威严,显法之明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在“以德治军”的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继承传统这一思想,特别是在对高中级干部的执法上,要做到公正无偏.决不能因他们职位高、资历深、功劳大,而对他们的一些违法违纪行为肆意曲法袒护.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杀刘青山、张子善,就早已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而且,也只有做到执法公平正直,没有偏袒,才能保证军队法纪的严明和效能.因此,从根本上而言,赏罚严明是以法治军的基本手段.

启示之二：“仁”为治军之本,必须坚持“以德治军”.

以德治军是中国古代军事家一贯坚持的传统治军原则,并且一直将其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司马法》中明确提出了仁本义治的治军原则,强调在治军中,“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吴子》一书认为,“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可见,“以德治军”是我国历代军事家一贯坚持的治军原则,在我国传统治军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样,在新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中也需要继承传统的“以德治军”这一思想,这不仅是我军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也是新时期对我军的根本要求.中央军委着眼于新时期的特点、情况和长远战略目标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实际上也为军队建设提出了“以德治军”的根本要求.虽然,现时期我军在性质和宗旨上与我国古代社会的军队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我国传统的“以德治军”思想仍对新时期我军“以德治军”的实践有着一定借鉴意义.

首先,教之以礼,使士卒知礼、行礼.传统的“礼”就是用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的道德规范和法规制度.以“礼”教化的目的,就是做到上下有仪、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贫富有度.古代的兵家一向强调“礼”在治军中的重要作用,“礼之于兵关系大矣”,认为将士知礼,就能分清荣耻,令行禁止,“知亲上死长之义”,“尽其心,竭其力,致其命”,做到守则能固,战则能胜.传统的“礼”尽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强调士卒知上下、尊卑之礼,在新时期的军队中仍是一项不可少的教育内容.它能使士卒敬重、服从长官,长官尊重士卒,保证军令上传下达,将士上下一心,形成井然有序的军营环境.

其次,励之以义.古代的军事家特别重视对将士的“义”的教育,认为“义治”是治军的一项核心内容.他们认为,“正义之师吉”,“义者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