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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化、文明:横通与纵通——

袁行霈教授访谈录

编者按袁行霈先生,1936年生,江苏

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

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57年毕业于北京

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晋升教

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1982年4

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

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

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

12月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

究学者;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

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教授。主要着作有《中国诗歌艺术

研究》、《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着)、《中

国文学概论》、《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主编)、

《中国诗学通论》(合着)、《陶渊明研究》、

《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主编)、《当代学者

自选文库·袁行霈卷》、《袁行霈学术文化随

笔》、《陶渊明集笺注》、《唐诗风神及其他》、

《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主编之一)等。本

刊特请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中

国社会科学》编审马自力先生采访袁行霈教

授,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学问的气象

马自力:袁先生,您在《学问的气象》一文中,

曾用这样的语句形容您心向往之的大家气

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

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自服,无庸标榜而下

自成蹊。”在您看来,造就这种“学问的气

象”的关键是什么?您在治学中又是怎样追

求这种气象的呢?

袁行霈:有气象的学问必有开山之功,开拓

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为后人树立

典范。就以中国近现代的学者而言,其中不

乏具有大家气象的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

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术格局大,视野开

阔,治学道路平正通达,具有总揽全局的能

力。

我曾借用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

庭》来比喻治学:“尽挹西江”可以说是穷

尽研究资料;“细斟北斗”是对资料详加辨

析;“万象为宾客”则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

为自己的研究服务。

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

有赖于个人的修养。为人正直、诚实、刚毅,

方能不随波逐流,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又能

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自然就不凡

了。宋代理学家张载强调学习与人的气质之

间的关系:“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

做学问的过程也就是提升自己修养的过程,

这应当成为学者自觉的追求。

我写《学问的气象》这篇札记,是缘于平时

读书所感。自己差得很远,虽不能至,心向往

之,借以自勉而已。

马自力:在上世纪70、80年代,您曾倡导过

“横通与纵通”,以及“博采、精鉴、深味、

妙悟”,是否基于对“学问的气象”的追求

呢?

袁行霈:也可以这么说吧。那时“文革”刚

刚结束,学术研究开始恢复正常,而我已经

四十一岁了,自己的路怎么走?我做了一番

冷静的思考。我下决心做一点有个人特色的

学问。在分析了当时学术界的状况后,我选

择了一向被忽视的诗歌艺术作为重点,以中

国独特的诗歌艺术理论和诗歌艺术史为课

题,将诗歌与哲学、宗教、绘画、音乐等邻

近学科沟通起来,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从事

研究。

“横通”是借用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横

通”这个贬义词,赋予它褒义,加以发挥,强

调多学科交叉。我自己朝这个方向努力始于

1979年,那年发表的《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

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将玄学的一个命

题“言不尽意”引入文学和书画方面的研

究,便是一次大胆尝试。论文发表后,有人不

同意,但过了几年便被广泛地接受了。后来

写《陶渊明与魏晋之际的政治风云》、《陶渊

明的哲学思考》,是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史和

哲学史打通研究。“纵通”则是我杜撰的词,

它的含义是:对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有纵向

的把握,虽然是局部的问题也要做历史的、

系统的考察。例如文学史的研究,不满足于

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的分段研究,而希望上

下打通;即使是研究某一时段,或者其中的

一个具体问题、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也能

置之于整个文学的发展史中,做出历史的考

察和判断。“纵通”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

对学术史的关注和了解。研究一个问题,必

先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到学术的前沿,

将研究工作的起点提高,这样,研究的结果

才可能达到新的水平。

马自力:“横通”与“纵通”的结合,是对

中国文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