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勇案 _原创精品文档.pdf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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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帮其他病友代购低价的印度仿制药，为更多患者争取生命健康权，

其心可表，其情可嘉。然而，就法律层面来说，该如何正确认识“陆勇案”呢？

判定销售还是购买是关键

来自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陆勇案辩护律师张青松说:“这个案件有两个令我感兴趣的

地方:一是案件的特殊程序。在案件起诉到湖南沅江市法院之后，陆勇向法院提出了管辖权

异议，认为沅江市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对此，沅江市法院做出书面裁定予以驳回。陆勇

不服该裁定，向湖南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益阳市中级法院维持了沅江市法院的一

审裁定。这个程序是我的执业生涯中第一次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当事人提出的管

辖问题没有明确的程序规定，导致实践中当事人的程序性诉求得不到解决，已成为影响司法

公信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湖南沅江市法院和益阳市中级法院的处理方式提

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二是陆勇本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白血病患者，在治病

的过程中，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很多白血病患者提供治疗方便，分文不取，像他这样的

行为不应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且，陆勇自己也说，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办案的警

察、检察官、法官，大多都对他表示同情，很令人感动。”

对于陆勇涉嫌销售假药罪，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认为，如果是销售行为的话，通常

涉及两条:其一，有没有售药许可。没有许可证，可能涉嫌非法经营。情节严重的，比如金

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可能涉嫌犯罪；其二，销售的药品如果是伪劣的、假冒的药品，涉嫌销

售假药罪。根据刑法规定，销售假药行为一旦成立，不需要造成损害结果，也不需要销售数

量，也不要求销售的假药对健康有威胁，就足以构成犯罪。“陆勇案非常特殊，代购的是不

是救命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行为到底是‘销售’还是‘购买’？一般来说，销售都

有获利，不是单纯地购买自用行为，而是转卖给他人。对陆勇代购行为是销售还是购买的判

定，构成了司法机关立案的重要因素。”

“假药”界定，标准何在？

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依照该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该

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以假药论处。如此说来，印度仿制药应是法律拟制的

假药。

自去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

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阮齐林说:“虽然不知道陆勇案与这条司法解释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抑或只是一种

巧合，但至少这条司法解释，适用于陆勇免于起诉这个判例。”

当然，法律除了适用性，还要考虑公正性问题。他解释:“众所周知，国外药品监管制

度比中国更发达，但我们却人为地设置了很多门槛。比如，人家用了几十年的安全药品，只

因没有得到药监部门的批准、没有注册，就是假药？倒腾这个就是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有

没有部门利益纠葛、增设门槛的问题？而病人是要靠药救命的，你人为地设置门槛，导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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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人不得已，只好通过不符合你规定的做法去获取药物。如此，到底是他的做法不对，还

是你的规定不对呢？这次，司法人员经过衡量，判定陆勇的行为确实无可厚非，虽然做法可

能不一定妥当。犯罪的本质是有社会危害性，陆勇的行为救了急、解决了问题、没有产生实

质危害性，只是违反了管理规定。所以，这次司法机关做了个变通的处理，对他免于起诉。

人命关天啊，不能让人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强制授权与专利保护

张青松认为:“法律理所当然地具备保护善良的功能，法律执行的是否恰当不仅仅表现

为定罪量刑上的准确。更重要的是，裁判的结果是否起到惩恶扬善的效果。如果一个公认的

善举受到法律的惩罚，必然不能体现法律的正义，这其中不是法律出现了问题，就是对法律

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司法者应当从最善意的角度理解法律，法律才能彰显其权威，司法才产

生其公信。”

对于可能出现更多陆勇式的“药侠”，张青松觉得，陆勇案的判决结果，无疑对此类行

为有一定的肯定作用，但这种肯定并非鼓励违法，因为购药行为本不违法。“在公民生命健

康权面前，一切权利都应有所让渡。”

阮齐林评论道:“陆勇案是个判例，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这个判例既能适用于白血病

药品，也应该适用于其他药品。”

相比瑞士格列卫在中国内地一盒售价23500元，香港则是17000－19000元，美国折合

人民币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