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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独幕剧的基本作用

一如何理解“抗战演剧”?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抗战十年”一般被称为“戏剧的十年”。但由

于缺乏相应的理解框架，在历史的叙述上，这往往会导致一个悖论：一方面强调

抗战戏剧的“成熟”、“收获”，另一方面，在具体实绩的陈述过程中，却只是沿

用叙述其他历史时段时的模式，如是否有经典性文学剧本的产生，与都市演出团

体和固定剧场相联系的演出状况，著名“剧人”在此一阶段的创作和活动状况等，

而无法提出专门的评价标准，从而也无法给抗战戏剧的“成熟”“收获”提供什

么有力的佐证(常常只能以重庆演剧、“孤岛”演剧或历史剧的兴盛等来佐证)，更

遑论突出“抗战演剧”的总体特点。在一些关涉“抗战演剧”的重大问题上，比

如战争与演剧的关系，流动演剧与(都市固定)剧场演出，独幕剧、街头剧、活报

剧等戏剧形式与大型多幕剧的差异，以至对“抗战演剧”中，因为民众动员、文

艺大众化深入开展而导致的中国现代戏剧的进一步民族化，现代演剧体系的建立

等，也无法提供有力的说明。下文中“抗战演剧”将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来使

用，以此凸显其作为一种戏剧实践的独特性。主要有以下理由和考虑：

第一，“抗战演剧”无论在创作和观演的规模，演剧的内容和主题，还是在

舞台的表演形式、新型观/演关系的塑造诸方面，都创造了空前的成绩，在戏剧

民族化、大众化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创造了独特的经验，中国现代戏剧经历了

“从量的大众化到质的中国化”的关键时刻。

第二，“抗战演剧”在创作态度和方法、美学策略、形式和内容、观/演互动

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试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战争迫使演剧者

离开了原来的都市舞台和以知识分子与“城市中产阶层”为主体的观众，走向内

地，走向前线，走向小城镇和乡村，观众也随之变为文化程度较低的士兵、农民

和其他普通劳动者;创作方法常常采用剧团成员集体创作，题材和主题也经常与

当时当地的事件、人物相关，“剧本”也常常没有定稿，而是接受开放性的诠释;

创作人员不限于专业剧作家或演剧者，大量半职业或非职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

生和业余作者加入创作者队伍，创作和演出过程中强调“介入”和“参与”;创

作态度上反商业和消费，目的是进行社会动员(洪深称之为“社会教育”);戏剧形

式上融汇地方性的传统艺术形式，力争通俗易懂，但同时紧扣当代主题，使用“旧

瓶装新酒”的方法，强调地方形式和民族形式。

第三，“抗战演剧”是在战争形势下发生的，它的诸种特点都与战争有不可

分割的关系，战争决定了包括演剧在内的抗战文化承担社会动员及社会组织的使

命，也决定性地塑造了精英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新型关系，同时也影响了现代

中国关于文艺与社会和政治、“新文化”与传统和地方因素的关系的独特理解和

实践取舍。当然，对于抗战的理解，不同的政治力量会产生不同的内容。但无论

是“国民政府”的“全国(民)抗战”及与之相伴随的“国家动员”式理解，还是

共产党人的“民族解放战争”及与之伴随的“社会动员”和“阶级动员”相结合

式的理解，战争因素及由战争带来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心理结构”，都是

其中的重要因素。这里，我只是指出“抗战演剧”与战争的关系，而无意就这一

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乃至评判，目的是为了提请将关于“抗战演剧”的理解放

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下。

第四，“抗战演剧”作为一个概念，其边界和内涵都相对比较明确。抗战全

面爆发后，演剧活动即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此前也有类似的演剧活动7，

但在规模和形式上都有本质的差别;抗战中后期，尤其是1941年“抗日统一战线”

出现公开分裂，抗日战场进入军事相持阶段后，“抗战演剧”在形式上也发生了

一些变化，但演剧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与抗战有关”，“都市与农

村、前线并重”的平衡发展的戏剧运动，仍是大部分剧人的追求。因此，“抗战

演剧”在时间上看可以与全面抗战的历史阶段相吻合，1931年“九一八”之后

的救亡演剧、民众戏剧和国防戏剧运动等可以看作是其前身与准备，1945年8

月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阶段，可以看作是其余续。从内涵上看，

民族救亡、社会教育、民众动员和组织是其主要目的;大众化、民族化是其艺术

上的主要追求;剧人的大范围高密度流动组合、深入乡村城镇的移动演剧队、与

现实事件的即时互动、“舞台”形式上的不断变化和创新是其演出形态上的主要

特点。

第五，“抗战演剧”注重的是文学文本和表演的并重。在战争条件下，演剧

条件的简陋与演出过程的随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