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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荆楚“歌诗

古人如何唱歌，除了文字资料遗留以外，音声几无可

追觅。我国伟大的音乐学家杨荫浏独辟蹊径，开创性地从《诗

经》的歌辞结构中首先破解了古远的音乐曲式之谜，认为：

“在《国风》和《雅》两类歌曲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十种不

同的曲式”，“从《诗经》第一类《国风》的歌辞中间，最容

易看出民歌曲调的重复和变化情形。从第二类《雅》――包

括《小雅》和《大雅》――的歌辞中间，也可以看出，在贵

族文人的写作后面，有着民间的歌曲为基础；它们的结构形

式，大体与民歌相同，是出于民歌的体系。”吟天，当我们

对遗存在湘、鄂古婚俗和古丧俗中的《诗经》唱辞――“歌

诗”加以仔细分析时，不仅要惊叹杨先生深刻的学术洞察力

及其真知灼见，还可能通过存活的音乐实例进一步丰富其对

《诗经》曲式研究的内容，寻求《诗经》曲式研究的可拓展

空间。

一、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中的《诗经》曲式

杨先生在《诗经》的“国风”和“雅”两类歌曲中看到

了十种曲式，并发现其中存在着“民歌曲调的重复和变化情

形”，是从歌辞结构角度引发并以辞曲同步为原则的。倘若

将杨先生所论及的十种曲式与其所举辞例做相互对照，可以

进一步知道杨先生在具体论说中所说的“一个曲调”，其对

应的歌辞单位应是重章复沓的一章或者一段。如《桃夭》，

为四言四句一章，全歌共做三次重章复沓，杨先生说它是“一

个曲调的重复”，即每章用同“一个曲调”，共重复了三次。

《殷其雷》也有三次重章复沓的歌辞，每章六句：各章的前

四句均于第二句和第四句的尾字换韵，而第五、六句则不做

任何改变的重复。杨先生谓之“一个曲调的后面用副歌”，

这“一个曲调”，指的显然是每一章的主体段落――前四句

三五四四言体歌辞所配置的旋律，而“副歌”则指每一章之

第五、六两句不变的四言体歌辞的旋律。《丰》、《大明》、《斯

干》也有不同内容不同长度的重章复沓的歌辞段落，但它们

各自有不同的组合、不同的表现方式。杨先生所说的“各自

重复”和“有规则”或“不规则地交互轮流”的“两个曲调”，

也是指两个不同结构的歌辞段落各自所应当配置的两个不

同的旋律。

二、荆楚“歌诗”曲式

荆楚当指以“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的古九州之一

的古荆州为中心的今湖北、湖南一带区域。鄂东北孝感、湘

鄂西部交界地带和湘北、湘中婚丧仪式中的“歌诗”遗音主

要为《诗经》中的篇章，也有楚辞、乐府歌曲。本文所涉“歌

诗”乃其中的《诗经》部分。

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以下称《湖北卷》)、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和杨匡民、李幼平《荆楚歌乐

舞》所载的荆楚“歌诗”曲谱，可以印证杨荫浏从中“看出

民歌曲调的重复和变化情形”的论断。“曲调”是一个能够

体现完整乐思并具有一定人文密码特点的旋律，而“一个曲

调”的存活其实就是一个基本音调的变形――它可繁可简、

可高可低、可长可短、可转可还，且多复沓往返，以应场合、

行为、情感、歌词结构之“万变”。荆楚“歌诗”遗音中“民

歌曲调的重复和变化情形”虽多以单个曲调的反复为呈现方

式，但尚有杨荫浏《诗经》曲式研究未曾具体涉及到的内容，

即一个曲调与歌辞的对应还有更加短小、细碎和与歌辞的

章、段结构并不完全同步的形式。

(一)一句歌辞一个曲调

1，一字一逗，一句歌辞“一个”四短句(换尾上下乐句)

集合“曲调”。

鄂东北孝感人在婚礼中行“三献”和“加冠礼”时所唱

的《采苹》、《鹊巢》皆采自《诗经?召南》，全诗四言四句三

章(段)，重章复沓。诗中一个字对应一个乐逗(短句)，每句四

言体歌辞便由a、b、a’、c(也可看作两个换尾乐句a、a1)构

成“一个曲调”：“低音sol、la，中音do、mi、sol、血、re、

do，低音1a、so1”。《采苹》和《鹊巢》的歌辞结构与杨荫

浏所例举的《桃夭》相同，但并非每章重复“一个曲调”，

而是每句重复“一个曲调”，故每一首诗须重复这一“曲调”

十二次。

湘西土家族在婚礼“告祖”仪式三献礼中用平腔唱的《关

雎》，一个字对应一个乐逗(其中第四字词曲不同步，或许是

谱子有误，“鸠”应在第二行谱的第七拍?)，一句四言歌辞即

由四个乐逗a、b、a、b1或两个变化的乐句a、a1构成“一

个曲调”：“sol、mi、re、do，低音la、sol、mi，中音do，低

音la”。《关雎》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