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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作者：张福坤

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2020年第01期

摘要：与检察机关角色定位和职能设定相一致，检察机关自始至终享有侦查权。但伴随

我国法治建设进程改革发展，法律授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也随之调整，特别是检察机关的侦查

权，七十多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制度变迁进行宏观总结，有助于更加准

确把握当前检察改革发展方向。

关键词：检察侦查权变迁启示

侦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权能之一，不仅是检察权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影响着诉讼主

体之构造及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实现，其相比检察权的核心公诉权更具有中国特

色。刑事诉讼法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规定的改变，是否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定位有影响？通过

选取检察权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侦查权为切入，以历史观梳理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制度变迁，对新

时代检察机关侦查职权的发展实有必要。

一、建国前革命根据地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创建（1927—1949年）

1927年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全国开始了革命根据地独立政

权的建设。这些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司法制度的源流。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法制史中，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首次规定来自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委员

会下设的革命法庭中的国家公诉处及国家公诉员[1]。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1931年7月1日召

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人民委员会和工农监察委员会，革命法庭和政治保卫局

设在人民委员会之下。革命法庭和政治保卫局都是工农监察委员会的执行机关。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的工农监察委员会、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三个司法机关均担负有检察职能。工农监察委

员会还担负着法律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控告申诉检察权等重要职权。可见，此时的检察

机关已经具有了侦查权。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下，为了适应战事需要，机构的行政化倾向

严重。该时期的检察机关在侦查权上，虽然并没有系统的规定，但却是一项必备职权，而且工

农检察部以及其他设置在审判机关内部的检察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偏向于对职务犯罪的侦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进入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后，原革命根据地

的工农民主政权变为抗日民主政权，并建立了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在检察机构的设置上，实

行“配置制”。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检察员的职权时：“一、关于

案件之侦查;二、关于案件的裁定;三、关于证据之搜集;四、提起公诉，撰拟公诉书;……”。[2]

为了适应新形势司法工作的需要，解放戰争时期的司法体制作了一定的调整，但检察机关的侦

查权力得到继续维持。1946年10月至1947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

改为“边区高等检察处”，标志着人民检察制度开始向独立体系迈进。期间1946年10月制定

《陕甘宁边区暂行检察条例》，该条例共计4章15条，是陕甘宁边区制定的唯一的也是人民

检察史上第一个单行检察法规。《陕甘宁边区暂行检察条例》除保留原侦查权、公诉权、公益

诉讼权、协助自诉权并对其内容细化外，主要是增加了监督权的内容。这一时期对于检察侦查

体制建设的初次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检察侦查体制正式创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二、建国后人民检察侦查权的演进历程

（一）检察侦查权的初步创立（1949—1953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检察制度以苏联检察制度为学习借鉴对象，同时汲取根据地时期检察经

验，在实现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目标的指引下，逐步建立起来。检察机关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

关。对于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当时的《检察制度纲要》提出和使用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

如将刑事侦查和公诉，界定为“刑事检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

署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在内部职能机构上，最高人民检察署设办公厅和三个业务处，第一处执

掌一般监督检察业务，第二处执掌侦查、检举公诉与犯人改造、监所措施之监督，第三处执掌

民事行政的检察监督。检察机关工作的重点是以一般刑事侦查权为载体，侦查一切刑事犯罪案

件并提起公诉。1951年9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将“对刑事案件实行侦

查，提起公诉”改为“对反革命及其他刑事案件，实行检察，提起公诉”。[3]这里的“检察”含有

侦查职能。检察机关享有对所有刑事案件的侦查权。1953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

划的经济建设时期。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依据宪法对检察职权的原则规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