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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风格

1、孙绍振：《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风格

孙绍振，1936年生，福建长乐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著有《文学创作论》《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美的结构》《怎样写小说》《直谏中学语文教学》等。

杂文式抒情:在曲折的逻辑中深化

文/孙绍振

鲁迅的散文，犀利的讽刺占大多数，抒情之作在比例上是比较低的。当然，收入《朝花夕拾》的文章，有相当多温暖的抒情，表现了鲁迅对童年时代周围小人物的宽容甚至热爱。然而在以冷峻为主的杂文中，这样的温情是很少见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无疑是抒情的双璧。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两篇文章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解读文章不胜枚举，但质量普遍较低。

钱理群先生指出，原因就是过分把文章当做社会历史的反映。我想与此相关，但还有一点，就是对文本的抒情特点缺乏直接的分析。多数解读文章认为：抒情就是抒情，还有什么可分析的?其实，真正要把这两篇文章的好处弄清楚，非得从抒情的特点入手分析不可。本文就分析一下《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特点。

抒情，顾名思义，也就是把感情抒发出来。五四时的诗坛崇尚强烈的感情自然流泻，这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主张，故当时的诗人常把感情强化、极端化。但是，鲁迅在文章开头，并不把感情作强化宣泄，而是某种程度地弱化，尽可能地收敛。

鲁迅对刘和珍的死是很悲愤的，为文就是要纪念刘和珍。但不同的是，在《朝花夕拾》里，因为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就是不善的行为举止也可能成为带着诙谐的亲切回忆。《记念刘和珍君》是针对现实的批判和赞颂，战斗性就不能不渗透在抒情性之中。但是，它是一篇杂文，鲁迅一方面追求深邃、犀利，另一方面，为了艺术，又不能径情直遂、一览无余。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出奇制胜地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带上了这样的特点。

文章一开头，鲁迅明显地避免直接流露自己的感情，不是把一腔悲愤倾泻出来，而是尽量抑制。他不屑于浪漫新诗那种感情倾泻之美，而是讲究散文的情感抑制之美，因抑制而深沉之美。

当有人建议“写一点东西”纪念死者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这正合我意”之类，而是感觉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死者并无在天之灵，并不能因而得到多少安慰，写了也“于死者毫不相干”。对死者无补，对生者该有价值了吧?然而，鲁迅说，就是对生者也只能“如此而已”。

这里正面表现的似乎并不是愤怒，而是无奈，似乎很消极的样子。这显然不是感情的全部，而仅仅是他感情的表层，或者说是与内在感情相反的一种外部效果，显示内部悲愤如此强烈，以致一般的抒写不足以显其志。

鲁迅反反复复抒发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径情直遂，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文章开头这一段只是情思的序曲，极尽欲扬先抑之能事。

其一，感情本来是十分深厚的，但鲁迅却不惜用类似无情的字眼来形容：“无话可说”“沉默”。无话可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太黑暗、太凶残，难以相信，无从表达;又因为心情的郁闷、情感的压抑，无以言表。

其二，鲁迅反复强调痛苦不单纯。首先是反动军阀政府难以置信的凶残，其次是反动文人谣言的卑劣，再次是感到自己是“苟活”“偷生”，用自己沉重的惭愧来代替对烈士的赞颂。

其三，期待着“忘却的救主”。这是鲁迅式的反语。不正面写回忆、清醒的痛苦，而写忘却的轻松。“忘却”而成为“救主”，说明不忘却如何之痛苦。这里的“忘却”，后来在写《为了忘却的记念》里，又成为立意的关键，从反面显示了回忆之痛。内在的悲愤越是感到深沉，表层的知觉越是追求解脱。

其四，这种悲愤情感的复杂，以极其矛盾为特点。先是写与不写、有话与无话。忘却是最轻松的了，可是又很惭愧，而且这惭愧又很沉重，因为沉重而无以言说、沉默，然而，沉默者又正在为文。哀痛为文是庄重的，而作为献祭却是“菲薄”的。在忘却的救主到来之时，为文纪念也就成为想忘却又不能忘却的理由。这样的悲愤不但矛盾，而且在逻辑上非常曲折。这样丰富曲折的感情，如果用直接流泻的办法来表现，只能单纯地强化，而把情感简单化。

为了更清晰地看到这篇文章的情感特点，不妨与周作人同样纪念“三一八”的文章比较一下。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在立场上和鲁迅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在情感的抒写上，也相当节制。同样哀悼自己学生的周作人，比之鲁迅更加回避激情，也就是在散文中追求情感的节制和凝重。他一直提醒自己要“冷静”，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