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docxVIP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一、估算方法介绍

自1986年Romer提出了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2]以来,人们开始把技术进步、政府支出、研究与开发和人力资本当作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这不同于以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但是,教育投入是否可以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中,值得讨论。一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供求状况受该国资本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但更主要的是受国家的公共政策和人民的教育需求所左右。从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上看,它不是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不能在经济领域得到充分解释,但是它又对经济系统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而间接实现的,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促使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源泉。各国学者用于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尺度有多种,其中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计算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速度占国民产值总增长速度的比例,是比较受欢迎的方法,丹尼森、麦迪逊等美国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计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基本模型如下所述:假设土地数量没有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抽象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率,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又假设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规模报酬保持不变。那么,在时间t范围内变化的中性技术进步的产出增长模型可以被构造为:Yt=Atf同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Yt=AtKαtLβt考虑到教育因素对劳动力质量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成倍地增加,因此,可以把Lt分解为初始劳动力与教育投入的乘积,这样,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AtKαtβ,对该式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再求时间t的全导数,然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于是得:y=a+αk+βlo+βe,这里y代表年经济增长率,α为产出的资本投入弹性,k为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β为产出的劳动投入弹性,α+β=1,l0为初始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那么,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以表示为:Re=βe/y。本文y为GNP的年增长率,e为根据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增长率。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β为劳动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为资本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β系数值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美国数学家和根据美国20世纪初期20多年的数据推算出,α为0?25,β为0?75。

我国学者周天勇[3]分析了1953—1990年间我国国民收入的产出结果,得出α为0?8178,β为0?1093,α+β1,说明这期间我国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小的,我国还处于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经济增长,并且规模收益呈递减趋势。目前,β系数的确定方法有三种:一是在市场经济充分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劳动力的工资率等于其边际产品,工资总额与国民收入之比就是劳动对产出的弹性。这是西方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二是投入量比例法。用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作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的“替代物”,这种方法容易做到,但缺乏科学性。因为劳动的产出弹性是指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变动率与劳动量投入的变动率的比率。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毕竟不是边际量之间的对比。三是时间序列回归法。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构造回归模型:lnY=lnA+αlnK+βlnL,分别求出α和β的数值。麦迪逊采用第一种算法,得出β系数值为0?7。为了增加计算结果的可比性,本文采用麦迪逊的β系数值[4],即β=0?7,也就是认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为0?7,即认为劳动投入每增加1%,产出增加量为0?7%。在我国,实际β值可能低于0?7。

二、计算我国高等教育的贡献率

由于最近几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各级教育年限的准确数据无法得到,所以,只能依靠我国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出我国1982年—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第一步,分别计算1982年、1990年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用教育综合指数代表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投入量。根据1982—1990年间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差别,推断出中等教育毕业生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1?4倍,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2倍。这里也可以把1、1?4、2看作是接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所提高的劳动力质量折算为劳动力数量的系数,而把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看作是权数,据此计算出劳动力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参见,根据我国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