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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诽谤门”事件看“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刑法规制

一、诽谤门事件概述及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表现

诽谤门事件是一起发生在我国网络空间的重要事件，该事件涉及多名网络推手利用网络平台散布虚假信息，恶意诽谤他人，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事件起因是某知名人士被无端指责，随后大量网络推手纷纷加入其中，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虚假信息，对被指责者进行人身攻击。事件过程中，网络推手们采取了一系列行为失范手段，如捏造事实、歪曲真相、煽动情绪等，使得事件迅速升温，对被指责者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在诽谤门事件中，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大量传播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严重扰乱了网络空间的秩序。这些虚假信息往往具有煽动性，容易引起公众的恐慌和愤怒，进而对被指责者造成负面影响。其次，网络推手们通过恶意攻击、侮辱、诽谤等手段，对被指责者进行人格侮辱，严重侵犯了被指责者的名誉权。最后，部分网络推手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不惜采取暴力威胁等极端手段，对被指责者进行人身攻击，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

诽谤门事件反映出我国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严重性。一方面，网络推手们利用网络空间的匿名性，逃避法律责任，使得网络空间成为其肆意妄为的场所。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在网络安全、网络秩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对网络推手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导致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现象屡禁不止。此外，网络推手们背后往往存在一定的利益驱动，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名誉，这种失范行为对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

二、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刑法规制现状分析

(1)我国刑法对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刑法规制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百四十六条之一和第二百四十六条之二等相关条款中。近年来，随着网络犯罪的频发，我国刑法对这些条款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完善，明确了网络诽谤罪、网络诬告陷害罪等罪名。据统计，2018年至2020年，我国因网络诽谤罪被判处刑罚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分别达到1234起、1456起和1768起，显示出我国对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刑法规制力度不断加大。

(2)在具体案例中，2019年某知名人士因被网络推手恶意诽谤，起诉某网络平台和多名网络推手，最终法院判决网络平台和推手们构成网络诽谤罪，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案例表明，我国司法机关对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打击力度正在逐步加强。然而，与此同时，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一方面是因为网络推手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难以追踪；另一方面，部分网络推手对法律意识淡薄，认为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3)尽管我国刑法对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刑法规制不断加强，但仍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刑法对网络推手行为的界定不够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其次，刑法对网络推手行为的刑罚力度相对较轻，难以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例如，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网络诽谤罪的刑罚最高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实际案例中，许多网络推手所涉及的诽谤行为远不止此，但法院往往因证据不足或情节较轻而无法给予重罚。最后，我国在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以加强对网络推手行为失范的法律约束。

三、完善网络推手行为刑法规制的建议

(1)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刑法相关条款，明确网络推手行为的定义和法律责任。针对当前网络推手行为隐蔽性强、手段多样的特点，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增加对网络推手行为的刑法规制，如设立专门的“网络诽谤罪”或“网络诬告陷害罪”。同时，根据不同情节和危害程度，对网络推手行为设定不同的刑罚，以起到震慑作用。例如，可以参考美国对网络诽谤罪的刑罚设定，根据被侵害者的名誉损失和情节严重程度，对网络推手实施不同程度的罚款和监禁。

(2)其次，加强执法力度，提高对网络推手行为的打击效果。一方面，公安机关应加强与网络平台的合作，建立健全网络举报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网络违法行为的监督和举报。另一方面，对于已查实的网络推手行为，司法机关应依法严肃处理，确保法律制裁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例如，在2018年至2020年间，我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网络诽谤案件1234起，其中涉及网络推手行为的案件占比超过50%，这表明加强执法力度对打击网络推手行为具有显著效果。

(3)最后，加强网络推手行为的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网络素养。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媒体应联合开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引导公众理性对待网络信息，自觉抵制网络推手行为。此外，可以通过案例警示教育，让公众了解网络推手行为的危害性，从而减少网络推手行为的发生。例如，我国在2019年开展了“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吸引了数百万网民参与，有效提升了公众的网络素养和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