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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的检视：以四川大地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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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发表于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11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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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为基本框架，运用内容分析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对“四川大地震”期间中国政府部门危机传播的情境、修辞策略和传播效果进行深入的考查和检视，旨在对“危机传播”这一新兴的传播学亚学科在中国的“本土化”提供概念、理论和范式的参照。

【关键词】危机传播本土化四川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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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wayofadopting“SituationalCrisisCommunicationTheory”asitsbasicframework,thisstudymakesanin-depthanalysisoftherhetoricalstrategiesandcommunicationefficacyofChinesegovernmentduringthe2008“SichuanEarthquake.’’Italsoaddressesthepossibilitiesandchallengesoflocalizing“westernparadigm”inChinesecontextinthefieldofcommunicationstudies.

【KeyWords】?CrisisCommunication??????Localization??????????Sichuan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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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危机到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我们可以看出“危机传播”的理念在中国由引入、接受、普及到实施的发展脉络。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使得“危机”一词成为中国政治和公共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所引发的社会震荡和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巨大破坏促使我们主动学习、逐渐接受和贯彻实施“危机管理”、“危机传播”和“危机公关”等源自西方的理念和策略。五年来的机制建设和经验积淀终于在应对和处理“四川大地震”这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得以发酵。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合力”所进行的有效的危机传播，使得这场原本可能“雪上加霜”的“危机”演变成为重塑国家形象、扭转中国在“国际意见市场”上不利地位的“转机”。这一进步的取得并非偶然，它是中国近年来政治、社会和媒体变革的必然结果。

但是，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政府部门的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还处于启蒙和起步的阶段。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基本建立了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设立了政府新闻发言人，但“形式大于内容”仍然是当前中国政府部门危机传播存在的主要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相关议题的研究较为滞后，未能给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学术支持。有鉴于此，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与其他学科一样，传播学“本土化”努力的切入点是用本土的实践来检视、完善和修正那些发展的较为完善和成熟的西方理论范式。本研究将借助于库姆斯所提出的“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SCT），结合四川大地震期间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危机传播的实践，在危机传播理论和实践范式的“本土化”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具体来说，本研究旨在从以下三个问题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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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政府在四川大地震期间处于怎样的“危机情境”？使用了哪些危机传播策略？

2.这些危机传播策略的使用，与危机种类以及危机情境的变化呈现怎样的关联性？

3.从媒体和公众的角度来看，这些危机传播策略的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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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根据SSCT理论范式和概念框架，我们对以下一些文本进行了细读和内容分析：2008年5月13日至12月31日期间《人民日报》有关“四川大地震”的报道；2008年5月至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简称“国新办”）召开的有关“四川大地震”的新闻发布会文本、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期间美国三家全国性报纸有关“四川大地震”的报道。我们还与12位参与危机处理的政府新闻发言人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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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危机传播研究所关注的“危机”通常是指“组织危机”（organizationalcrisis）。所有的组织形态——包括政府机构、政党、企业、医院、学校、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都是危机传播研究潜在的对象。西方话语体系当中的“组织”大体对应于我们所说的“单位”。在中国这样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架构中，组织危机往往会上升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层面上。有鉴于此，在我国的危机传播研究当中，我们不应该把眼